以色列军队是如何逆向“实践”后现代哲学的？(10)

[27]这种战术最早见于托马斯·比若（Thomas Bugeaud）元帅的《街道与房屋战争》，是在巴黎工业革命时期以阶级为基础的城市战斗中采取的反叛乱战术。[28]比若建议不要从正面攻入街垒，而是从侧面进入，沿着横跨界限墙的“地面隧道”进行“鼠洞”，然后从侧面突袭街垒。在街垒的另一边，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注：Louis-August Blanqui，法国社会主义革命者）在十年后将这一微观战术方法写进了他的《军队须知》。[29]对布朗基来说，路障和老鼠洞是用来保护自治的城市飞地的互补要素。这一点是通过对城市语法（urban syntax）的完全颠覆。运动的元素——铺路石和马车——变成了静止的元素（路障），而现有的静止元素——墙壁——变成了路线。城市中的战斗，以及为城市而战的战斗，与对城市的阐释是等同的。

然而，尽管这里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当代的蜂群战术不仅取决于穿墙移动的能力，还取决于独立部队在城市纵深中的定位、导航和与其他部队协调的技术能力。在巴拉塔的行动中，7000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在营地和后来的老城中移动——科哈维将此称为“侵染”（infestation）——几乎不踏足街道。为了进行这样的演习，每支部队都必须了解自己在城市地理中的位置，与其他部队和作战空间内的敌人的相对位置，以及与整个演习逻辑有关的位置。在我对一名以色列士兵的采访中，他这样描述同时进行的战斗的开始：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建筑物，完全是在住宅之间前进......在一个由四座住宅组成的街区中移动需要几个小时……，我们所有的人——整个旅——都在巴勒斯坦人的住宅中，没有人在街上……，在整个战斗中，我们几乎没有冒险出去……，谁在街上没有掩护，就会被射杀。
我们在这些建筑物内划出的空间里设立了我们的总部和睡眠营地......这使得我们无法制定战斗方案或单轨的计划来贯彻执行。[30]事实上，城市战争是最典型的后现代战争。在城市现实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中，人们对有逻辑的结构、单一轨道和预先计划的方法的信念消失了。平民变成战斗员，战斗员又变成平民。身份的变化和性别的变化一样快；角色从女人变成了武装的男人，就像一个卧底的“阿拉伯化”以色列士兵或一个伪装的巴勒斯坦战士从衣服下面取出一挺机枪一样快。对于一个在这场战斗中被抓到的巴勒斯坦战士来说，以色列人无处不在：后面、侧面、右边和左边。[31]由于巴勒斯坦游击队战士有时也会以类似的方式，通过预先计划好的空隙进行机动作战，因此大多数战斗都发生在住宅内。有些建筑就像千层蛋糕，巴勒斯坦人被困的楼层上下都有以色列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