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军队是如何逆向“实践”后现代哲学的？(9)

因此，通过蜂群机动，军队试图打破其几何学甚至地形学上的特点，而采用拓扑学上的特点，将自己重新组合成一个网络，这实际上是受到游击队和恐怖分子战术的启发。这种模仿行为是基于军事理论家John Arquilla和David Ronfeldt所阐述的假设，即“需要用一个网络来对抗一个网络”。[23]对于Naveh来说：蜂群的概念与军事上将战斗空间理解为一个网络的尝试相吻合——城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相互依存的网络系统。而且，城市战役发生在两个网络——作为网络的军队和作为网络的敌人——是处于在空间上重叠的领域中。战斗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动态的力量关系场，其中士兵、物体、行动和空间必须被视为与其他空间、物体和行动有着持续和偶然的关系……这些力量关系意味着交叉、融合、合作或冲突。这种关系性必须被看作是军事空间性的核心特征。
这或许可以解释军队对德勒兹和加塔里等理论家提出的空间模式和行动方式的极大兴趣，而这二位哲学家自身也从游击队组织和游牧战争中获得了灵感。[24]

（右）加塔里；（左）德勒兹
作为现代城市冲突和游击战历史上的典范，巴黎公社的保卫者与阿尔及尔、顺化、贝鲁特、杰宁和纳布卢斯的保卫者一样，通过住宅、地下室和庭院之间的开口和连接，以及通过小路、秘密通道和活板门，以松散协调的小团体在城市中游走。由于无法控制分散在斯大林格勒的苏联红军抵抗区，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Chuikov）也同样放弃了对其军队的集中控制。其结果后来被分析为一种“突发行为”，即独立单位之间的互动创造了一个所谓的“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system），使军事行动的总效果大于其组成部分的总和。[25]由几位军事理论家在战间期发展起来的“机动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种被德军和盟军都实施过，它也是基于增加自主权和主动性等原则。[26]同样，以色列建筑师沙龙·罗特巴德提醒我们，在每一场城市战役中，出于当地战术的需要，都会重新发明穿墙作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