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秦颂》——一场未及充分讨论的文化思想事件（上）(3)

由于本片上映时间很短，只引发了小范围争论，但焦点在于影片与《史记》、《战国策》所记史实相悖。史书中高渐离与嬴政并非发小，嬴政是在赵国而非燕国做人质，影片为编织两人的友谊，才做了这般设定。《史记》中高渐离的篇幅很小，他曾在易水河畔击筑送荆轲刺秦。荆轲去世后，高渐离因畏惧而躲避起来。嬴政爱慕其音乐，熏瞎了他的双目并将其召集在身边。后高渐离的确也刺杀赢政，但历史记载的人物关系和片中大不相同，秦灭六国的顺序也不一样。栎阳公主这一角色则为杜撰。
当时重要的批评文章有两篇，王得后的《的历史包装》（1996年12月）和王志敏《谈对的评价问题》（1997年5月），他们认为导演的历史编排过于随意。王得后说：“报载周导认为历史一经叙述就成了伪历史——既然历史全都是虚伪，又何必借历史以自重呢？”二王都不曾否定影片具有虚构的权利，只是质疑无限的编造自由。王志敏从观众接受的原理发问，他引用导演所说的话，“作为导演我没有资格也没有义务对历史负责，我只对电影负责”，王志敏说，“没有哪个人要求你单独对历史负责，要求你负责的正是电影本身”。这个逻辑是通顺的，因为商业电影是大众的艺术，导演的讲述不能过于违背大多数观众的历史信仰，但问题在于，这样的信仰要建立在观众普遍具有充分的历史学习之上。
公主遭高渐离强暴后腿疾莫名痊愈，学者们也认为过于离奇。我觉得这与《红高粱》爷爷一泡尿造就了名酒十八里红有点类似，其中隐含着第五代电影人的思想趣味。至于其他的剧情编造，导演则有充分的理论自觉。本片剧本自1989年初发轫到1996年拍成，当中有漫长的酝酿，操刀编剧的是芦苇，但导演自己也有深度参与。他说，当时他们根据史书进行编剧，觉得怎么编都不对，《秦始皇本纪》中多次出现“嬴政曰”，但当读到《项羽本纪》中项羽烧秦宫室片瓦不留，他认为其中包含了一个重大的悖论，因为秦宫的档案焚毁，“嬴政曰”就都是杜撰，并非来自记载。“从这儿开始，我恍然大悟，什么是历史？我们干嘛要陷在所谓历史、伪历史的窠臼里，我们就放开了、抡圆了，根据我们的想象力，想编什么就编什么，编故事就好了……最后还被一些所谓的历史学家给告状了，还说这个不忠于历史，是戏说。
这跟戏说没有关系，我根本就不是历史，我这里是一帮人编了一个古代故事，跟历史半毛关系都没有。”
周晓文的历史观有后现代历史主义气息，它们强调历史客体的永远缺席，一切历史只是文本。但主流史学家也许有不同的意见。司马迁与秦朝相隔不足百年，司马迁写作时做过大量田野调查，而且他祖上与秦廷颇有渊源。秦始皇地宫一直是神秘的存在，但《史记》对它的记载就与后来的考古发现大多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