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秦颂》——一场未及充分讨论的文化思想事件（上）(4)

我认为《秦颂》并非完全凭空杜撰，其想象力的框架仍嵌于历史当中。正是因为影片文本与历史文本的交互，我们才能迅速理解影片。导演在对话中呈现的历史观，我相信是即兴对话状态下粗略的表述。戴锦华认为：“杀戮和统一的大背景在那儿，高渐离又明摆着是一介文人，秦始皇是一个集权君主，所谓寓言的政治架构已经存在，剩下的仅是看我们是否去重彩涂它的问题。”笔者认同这一观点。这些编造的部分是次要的，《秦颂》还是抓住了历史的重要轮廓。本片是在创作者所理解的历史框架下，进行的不拘细部的书写，而这一书写也传达了作者对于历史精神的理解。
三
在与笔者的谈话中，周晓文导演也的确使用了大量关于秦的实证元素，这也证明了“历史”在《秦颂》中的存在。周导讲述了1980年代在陕西博物馆拍纪录片《华夏之光》时，秦朝文物所给予他的震撼。一把两千年前的青铜剑仍然簇新且极其锋利，这对他产生了强烈刺激，加上与其他文物的接触，让他觉得“就算没有故事，光冲这个，我也想把它拍出来，因为太伟大了。”
这些实证元素影响了导演对秦的判断，迅速构成了创作者面向这一历史题材时的心理支点。而对文物的就近抚摸，也给了电影在美术和场景还原上的灵感。《秦颂》投资4000万，在美术上花费甚巨，导演杜绝复合板、玻璃钢和油漆，搭建秦宫所用的木头全是原木，在细节上求真实，这营造了非凡的质感。但也遇到一个永恒的美学难题：当这一切华丽被还原，他发掘的是霸主的豪情，让今人心生敬畏。但我要提醒的是，这一伦理困扰的解决，不仅仅在于导演，也在于观众接受时的素养和思辨能力，否则将祖龙搬上银幕、赋予其当代形象本身就是禁忌。
导演说他还深受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的影响：“我觉得创造了那么辉煌的中国的第一个皇帝，他把整个华夏中国从奴隶制推进到了封建制，这样的人，如果还不叫伟人，那谁叫伟人？”至此，我们可以感受到电影创作与评价中的困难——它的严重的不纯粹性，它要解决诸多的“外部问题”。以上所提到的两位学者主要辨析导演面对史料的态度，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并未质疑导演以何等的意识形态建构秦始皇的形象，我认为这应该是更需要注意的方面。
就以上所知，导演是从技术成就、统一六国、华夏改制三个角度来称许嬴政是伟人的。技术不是最重要的，统一六国和华夏改制彼此关联，对于此事的理解是两千年来知识分子评价嬴政的关键。在1970年代，毛、郭曾就嬴政有一次著名的思想来往，前者诗曰——“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其观点就是认同柳宗元《封建论》对秦皇改制的肯定。秦皇的新方案一改血缘分封，代之以非血缘的官僚体系（郡县制），是“公天下”，因此是巨大的进步，甚至西方学者福山也认为，秦朝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官僚制度管理的现代国家。但在古代，柳宗元是少数派，是支持此制度的第一人，大多数人认为这种“公天下”实为假象，它事实上造成权力尽收一人囊中，不肯与他人分享，民间权利空间紧缩，因此是“一片私心，流毒万世”。至于扫六合统天下，则有历史学家称其实质为“以天下奉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