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秦颂》——一场未及充分讨论的文化思想事件（上）(6)

西方电影一般不会去正面表现希特勒，他们拒绝在他身上制造认同感，他们将希特勒塑造为怪胎，无论卓别林《大独裁者》（1940）、昆汀《无耻混蛋》（2009），还是索科洛夫的《莫洛赫》（1999），它们要么让希特勒显得可笑，要么让他在镜头前给人以强烈的不适感。哪怕以秘书视角拍摄的《帝国毁灭》（2004），虽然纪实化，但也很少给予观众充分移情的机会。当然嬴政是古代人物，希特勒是现代人，但他们在各自语境中具有差不多的象征意义。
从这个角度来看，《荆轲刺秦王》的嬴政形象倒与上述西方电影有异曲同工之处。嬴政扮演者李雪健制造的形象阴阳怪气，似乎被先祖遗训、童年阴影和恋母情节所折磨、所构建。这略显猥琐的扮相反而接近历史记载。影片也从历史中梳理出了人物的命运逻辑，对嬴政的展现富有精神分析色彩，这十分难得。燕太子丹、赵王被设计为自私、嗜血的人，是被异化的统治者，无论秦王还是反秦的人，影片都未将他与观众建立一种认同的关系，体现了非常精明和恰当的政治伦理。
但《荆轲刺秦王》在某些方面仍然遵循《秦颂》的线索和历史理解，整部影片贯穿着天下、权力和人性之间的紧张，他们都在思辨所谓天道。《英雄》也在思辨。我感觉它们对天道都有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陈凯歌在访谈的时候，曾将秦王的天下观和当下的地球村来作比，当然这是脱离了文本的发挥。到了张艺谋的《英雄》，则非常简单粗暴地结束了这份纠结，直接让刺客向天道的代表嬴政下跪。
《秦颂》中高渐离希望嬴政遵守天道，不滥杀无辜，但嬴政认为他所认识的天道是肤浅的。一切都是天道实现的必然代价。实现天下大同的道路不可阻挡，这是某种历史必然性，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哲学。在《秦颂》的最后，嬴政虽然失去了女儿和朋友，但他一生所致力的灭六国事业完成了，高渐离行刺时被瞬间制服，高说，历史会记载你的登基大典上还被我行刺，嬴政说你错了，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天道就是胜利者的脸。他用剑刺向高渐离，帮助垂死的高渐离结束了生命。如前所述，导演的历史态度是超脱的，既然如此，他可以不必让文人的结局处于如此委顿的局面，这样至少能增加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信念感。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历史如此，现实如此——这是周晓文导演与我的对话中所表达的态度。
在与导演的交谈中，他讲述了他的阅历，他从1970年代电影学院毕业后所遭受到的艰难险阻。他还讲述了最近几年的经验，他发现大家无论如何，现实是很难改变的。重要的是，他谈到他和其他第四代、第五代导演不一样的地方，他认为第四代导演要表达“现实要像电影中这样该多好啊”，第五代表达的是“中国人要别像电影中这样该多好”，而他的态度是，“历史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你变不成别的样。”“中国人是什么样，你选择不了，你只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