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圣关公印记(8)

比如：晋商乔家还以儒学思想为基础的家规、商训来约束自己、教育后人，[11]乔致庸经常这样对乔家第五代传人乔映霞说：经商处事要以“信”为重，以信誉得人。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该得一分得一分，不挣昧心钱。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摆在首位。这些教诲，对乔家的第五代传人乔映霞的立身行事是有很大影响的。他治家有方，以《朱子治家格言》为准则，把它当作儿孙启蒙的必读课，同时写在屏门上，作为每日的行动规范。乔家家规始立于乔氏发家始祖乔贵发，完善于把乔家发展至巅峰的乔致庸，为乔氏族内口口相传。乔致庸临终前，向后辈口述了“六不准”家规：不准纳妾；不准赌博；不准嫖娼；不准吸毒；不准虐仆；不准酗酒。乔家家训主要是乔致庸借用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柏庐的《朱子家训》和自古流传民间的修身格言等，择其要作为家训，如“有补于天地者曰功，有益于世教者曰名；
有学问曰富，有廉耻曰贵，是谓功名富贵”，告诫子孙勤学养德，行善于世。
综上所述，晋商关公崇拜的核心是儒家文化，晋商为了更好地宣传和巩固这一文化核心，他们通过关公崇拜的方式，进一步对儒家文化形象化、人格化，将其升格为终身信仰，从而自觉地把儒学中的“儒德”和“儒贾”运用于经商活动，成为具有“士魂”的“商才”，[12]这是他们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样，这也是晋商以及其他中国商帮在明清时期迅速崛起，成为近代商界的中流砥柱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传统文化仍然具有普适价值的指导意义，中国现代商人应积极汲取商帮文化中的优秀养分，尤其是要继承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信仰，做有信仰的商人，努力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由此才能续写中华商业文化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