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大江健三郎的森林小宇宙(2)

生前，母亲屡次劝勉鼓励大江要像鲁迅那般发光发亮。大江一生中对鲁迅都喜爱、崇拜有加，他曾多次来中国以各种形式纪念、访问、触及鲁迅残留的痕迹，每次都毕恭毕敬，小心翼翼。也有学者将鲁迅看作是大江文学的核心源头之一，我以为并不十分恰当，大江与鲁迅的关联多体现在文化上，文学上则并不多见。
中学时期，大江在用作语文课备用教材的月刊上找到了自己对诗歌的感觉。有次看到枝头的柿子，他耐心地观察着，顿时世界安静下来了，花房与菌体发生着微微的呼吸、颤动，大江忽而就写了首诗，“水珠上，/映出美景。/水珠里，/别有世界。”这首诗不久发表在了月刊上，大江也意外得到了“水珠”的雅号。这就是大江写作并发表的第一个作品。这个时期，大江极为认真细致地读了一批书。根据当时的影像，这时的大江已出落为一位孔武有力的青年，但根据他本人的描述，他感觉自己身上有股无所顾忌的个性，因而经常遭受棒球部的暴力攻击。
十八九岁经历过一年复读，大江终于如愿入读东京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其导师就是他早已烂熟于心的渡边一夫。在东京大学驹场校区读书期间，大江写了两部独幕戏剧，连续两年赚取了学生奖，后来仅仅为了让伊丹十三生活多点乐趣，他动笔写起了侦探小说。严格意义上，这就是大江第一部小说，故事涉及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巴黎、新潟、越南战区等地。大江也曾模仿渡边一夫所译的皮埃尔·加斯卡尔（Pierre Gascar）为母本，写作小说参赛。大江几乎自为地进入了世界文学之中，不像中国，日本的国际化只是本土文学的一支，大江可以说是日本文学国际化倾向的代表。
渡边一夫给大江带来了决定性影响：首先，渡边一夫研究与翻译的存在主义此时已与大江发生了深深的纠葛；其次，渡边一夫“不过于绝望，也不过于期望”的人文主义也在某种程度上奠定或吻合了大江的品性与对社会的态度。那时也正是存在主义借由文学在日本真正成熟的时期。存在主义传入日本，始于20世纪初，自1919年和辻哲郎出版《尼采研究》走向系统化。1931年，九鬼周造发表《存在哲学》一文，他将存在主义转化为某种生命哲学，着力突出行动的、实存的、主观的自我，创造一种“新人”。经过细致的本土化，战后日本存在主义几乎形成了法国存在主义之外的第二峰。存在主义在大江文学烙印如此之深，其中一个焦点是，他本科毕业论文研究的就是让-保罗·萨特的想象力研究。
1958年，“以写小说为生”的生涯没几年，《文学界》一月号发表的《饲养》，当年上半年大江借《饲养》获第三十九届芥川奖。同年，大江的短篇小说集《死者的奢华》、长篇小说《拔去病芽，掐死坏种》相继出版。大江几乎成名太早。1950年代后期，“第三新人”——区别于第一代战后派和第二代战后派——开始登场，他们开放自由，极度了解人生与社会。“第三新人”既包括大江，又不包括大江，这取决于他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