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巫术”，让我第一次真正体验到“无知的喜悦”｜卡罗·金兹堡(8)

在两个例子中，我们都遇到个体，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特征，经常与其出生的环境联系在一起，指定他们为十分熟练如何达到迷狂状态的人。在两个例子中，迷狂都伴随着灵魂出窍（经常是以动物形态）。这两个例子中的灵魂，不管是萨满巫师还是本南丹蒂的，都涉及危险活动，而社区的健康或者物质财富是依赖于这些危险活动的。
在《夜间的战斗》的前言中，我试着解释，自己没有论及本南丹蒂和萨满巫师之间的关系，对这一点我毫不怀疑，以便不降到纯粹的类型学比较层面上去。我提到这样做是在遵循马克·布洛赫的例子，他在他的《国王神迹》中，明确了两种历史比较方法，一种属于历史上的邻近社会，另一种属于没有文字记录下历史联系的社会的人类学研究。1924年在写作时，布洛赫引用詹姆斯·弗雷泽作为第二种联系的例子。但是几乎半个世纪后，我无法在相同的条件下处理问题了。列维－施特劳斯的比较被认为是非历史的，或者至少我这么认为。有段时间，在写《夜间的战斗》 的时候，我在两种呈现文件的方式之间摇摆不定：第一，历史的；第二，形式结构的。我当时有一种想法，即如果选择第一种方案（我后来这么做了），我将无法令人满意地处理一些从历史学角度看比较棘手的元素，首先就是本南丹蒂和萨满巫师之间的类比。
“历史还是结构” 的窘境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突然重新出现，那时我决定面对留在关于本南丹蒂的书中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要比弗留利地区的范围更加广阔。同时，我的立场发生了改变，现在是朝着两个明显相反的方向。一方面，我不再愿意从我的研究中排除可能的非历史联系；另一方面，我不再坚信本南丹蒂和萨满巫师之间的关系完全是类型学的。第一条道路把我带离历史编纂学，第二条道路又把我带回去，却是通过一个任何历史学家都会轻易认定为不合适的问题。
我最后写的这本书《 夜间的故事》［ 英译本名为 《 心醉神迷：解读女巫的安息日》 （Ecstasies: Deciphering the Witches" Sabbath）］，是这些相互对立的压力之下的结果。它开始于绝对历史学的部分，这部分建立在阴谋论的基础上，而这正是安息日审判模式的主要 支柱。然后是第二部分，是完全根据语态学标准组织起来的。第二部分分析了一些萨满巫师类型的狂热崇拜，这可以用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文件证明。弗留利的本南丹蒂重新在许多崇拜团体的语境下出现，其中有巴尔干半岛的kresniki、高加索的burkudzäutä，匈牙利的táltos，拉普兰德的noajdi，等等。含有匈牙利和拉普兰德的内容尤其重要，因为这些地区在语言上属于芬兰－乌戈尔语的范围，这些地区的居民的远古祖先就是或可能是从中亚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