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巫术”，让我第一次真正体验到“无知的喜悦”｜卡罗·金兹堡(9)

匈牙利táltos和拉普noajdi的例子与萨满巫师十分相似。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桥梁，连接中亚和弗留利、巴尔干半岛、高加索奥赛梯这些讲印欧语言人的地区。如何解释这种地理上的传播呢？《夜间的故事》第三部分的第一章，提出了一个历史的解决方法，包括一种可能，即萨满巫师信仰和实践是从亚洲传播到欧洲，取道塞西亚。塞西亚人讲伊朗语言，因此属于印欧血统，有可能起源于中亚。基督纪年之前的几个世纪，他们在黑海北边的区域定居，由此开始跟希腊人和凯尔特人接触。但是这一章名为“ 欧亚大陆的猜想”，以强调传播理论的局限性结束。如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所写，文化传播可以用外部的联系解释，但是只有内部的联系才能解释其持久性。这种异议把“历史还是结构”的两难境地再次推到台前。我思考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无法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与我自己（以及我周围）思想动力的减弱有关，而这种动力曾鞭策我用历史学的术语进行解释。
在我的脑海中，常常把自己与“布里丹之驴”作比较（被迫死于饥饿），宣布放弃完成著书，陷入两种从文献角度看都有根据的阐释之间。
不久之前这种两难境地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在我面前。阿德里阿诺·索弗里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他将我书中关于安息日的一句话，即是否可尝试展现人类的本性，与我母亲所谓的“自然法则的人本主义”联系在一起。 我自问：相反的理论（25年前我是从这个理论出发的），是否反而可以追溯到我父亲的历史主义？我认为不能把这排除，即使最初指引我研究历史主义的不是克罗齐的著作（我读的是我父亲藏的副本，我父亲很喜爱它），而是克罗齐不承认的激进版本，是由埃涅斯托·德·马蒂诺在《神奇世界》中提出的。我一开始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精神维度的存在，可能从两个方面影响我的工作。首先，我长期以来面临的两难境地可能变得难以解决，就像一个孩子无法选择更爱母亲还是更爱父亲；第二，我也许感到得不找寻某种解决办法，不仅与必需的文件材料，还与我的心理需求相匹配。

四

有一件事要明确，我当然不认为我研究得出的最后具体答案是由心理决定的。但是我自信，如果要让自己接受，这些答案可能与一种潜意识的心理否认相吻合，这种心理否认可能排斥它们，认为它们荒谬或没有事实依据。正如我所相信的，如果这种否认确实存在，并且不只存在于我的例子中，那么我能以后见之明来理解为什么逃避这一两难境地的决定是可以接受的。《夜间的故事》第三部分的第二章（这本书里最长的一章），试图把两个角度结合在一起——历史的角度和结构或形态的角度——通过分析融入安息日模式信仰的复杂性中的单一元素：魔鬼的残疾。我无法在此简要概括一个极其复杂的论点，这个论点指引我找到一个共同线索，把一些差异巨大的角色——例如俄狄浦斯和辛德瑞拉——联系在一起。但即使是这个对《夜间的故事》的仓促叙述，也肯定证明了历史学和形态学在书中并非并列存在（像在后来被抛弃的两卷版《 夜间的战斗》中那样），而更多是交织在一起的：
争论中的两种交替的声音，最终达成了一致。这个选择，反映了15年间持续的内心纠结，让我写出了《夜间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