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阿城《威尼斯日记》(2)

以下进入阿城《威尼斯日记》正题。
二
名人写日记，多少带有些隐秘的愿望。凡流传下来的，或是写给同时代人看，或是要留给后世探寻；总之，知道写了留下来，别人总要看到，所以下笔时就有这个意识。
有人因此怀疑写日记者动机不纯。比如姜文在《一步之遥》里调侃蒋介石：“正经人谁写日记啊？”“谁把心里话写在日记里？”“写出来的那能叫心里话？”
这当然是喜剧电影的一面之词。向旁人倾诉自己，是人类的本能；神父、街坊邻居、日记，都是一种出口。孤僻如卡夫卡，也要写日记信札，记录自己的苦闷，因为他说过：“写作是一种祈祷的形式。”
“心事不与人说”但终究要说的中国人，当然也要写日记；只是真正的心事，从来说不出口的，说出来，难免有杀身、毁名之祸。所以在触及灵魂的层面，中国人的日记总是滑笔溜走，干脆避而不谈，或支吾不清，最勇敢者，也只是蜻蜓点水般点一点，便迅疾飞走。这大约是“明哲保身”的理念使然。
忏悔之花生在心灵的腹地，但日记作者们始终在外围逡巡，打几个转，顿一顿脚，就义无反顾走了。所以我们不曾见到哪一本中文日记里呈现了足够多的阴暗面；只写好人好事，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日记。
后人推断顾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日记是伪饰。因为担忧日记被抄引祸上身，顾准写下的内容，不但不“反动”而且还很“革命”，和平日判若两人。林贤治写过《两个顾准》：“《顾准日记》中的顾准，不是独立思考的，而是奴隶主义的；虽谓日记为私人话语，实则是官方话语的复制。同为《日记》与《文集》的作者，彼此相去之远，简直不可思议。”
这是“思想改造”的后遗症。“思想改造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到人人都能自觉地说假话。（叶浅予）”连最私密的日记也是如此。因为在国家面前，没有隐私。在特定时期，人人要靠说假话，才能活下来。
中国人不敢写日记，不能写心中真正所想，似乎始于集体生活，“向党交心”。但张爱玲在1943年《洋人看京戏及其他 》中，已点破中国人生活里一贯的“旁观者”角色——国家、周围人的检查，贯穿一个中国人的一生：在一大群人中呱呱坠地，享受一大群人的婚礼和闹洞房，终于在一大群人里死去，“检查”的目光始终如影随行。
张爱玲举旧时上层阶级的女人为例，住在深闺里，早上一起身便没有关房门的权利，即使冬天，锦制的门帘挡住了风，门还是大开的，“欢迎着国家大小的调查”。得出结论：“因为缺少私生活，中国人的个性里有一点粗俗。事无不可对人言，说不得的便是为非作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