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游牧民族究竟还有多少误解？(7)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许多大国对中亚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却鲜有以同样力度经略沿海贸易。在中国的宋代，由于西北要道被西夏占据，发展出了繁荣的海上贸易，商品经济发达，商人地位也得到大大提高。一直到明代，虽然由于国防原因，“海禁”和“开海”在不断反复，但官方也止不住民间的海上贸易，甚至发展出海上私人武装集团。因此，有人认为，中国东南沿海存在着海洋文明的文化基因。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也有许多。中国似乎曾有这样的机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为何中国没有走上？这也成了很多社会经济学的学者研究的问题。有些汉学家还会做中国东南沿海与西方的比较研究等。您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白桂思：在东亚史上，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唐朝及更早的历史，所以这个问题要问相关领域的专家了。
研究所有的文化和历史、所有的语言和文献，才能形成无偏见的历史观
新京报：你以中央欧亚的视角来梳理世界历史的进程。你在书里也不讳言您对中央欧亚的赞许。你觉得中央欧亚的视角对我们看待历史有什么样的好处？你觉得你会落入“中央欧亚中心观”吗？
白桂思：这是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我在想，为什么一定要陷入任何一种区域"中心主义"？大多数历史学家确实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主攻领域，比如欧洲史——欧洲史的研究者们确实常常带有一种极其强大的欧洲中心主义；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也会带有中国中心主义；研究印度史的学者也会带有一种强大的印度中心主义。对于中央欧亚——这个仍然被极度忽视的历史领域，我想我们还不能说存在着“中央欧亚中心主义”。
事实上，大多数教授，甚至发表有关中央欧亚论文的学者，似乎都不了解"中央欧亚"的真正含义。大多数学者只是延续了自己对中央欧亚地区的偏见。所以，我们几乎不需要担心"中央欧亚中心主义"会很快被建立起来。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无论在哪里，这种"中心主义"都会对学术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我在读高中时，我爱上了唐诗宋画。因此，我最初是作为一名汉学家而被培养的。在我的学生时代，我和当年我认识的其他汉学家一样，掉进了区域"中心主义"的陷阱。这种"中心主义"使学生们无法看到自己专业领域里那些"没被修饰过"的历史，尤其在对外交流史上。由于我后来对中央欧亚及其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史产生了兴趣，其他学者就认为，我不属于他们专业领域阵营之中——即他们不会认为我是一个印度学家或汉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