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新编》第七章分析哲学的发展第三节(3)

蒯因的“译不准定理”并不是一种实际的翻译理论，它并不否认各种语言相互交流的可能和现实。他用否定的方式表达出整体主义的语言观：接受和理解一种语言就是接受和理解这种语言的概念系统。但是，如果不同语言的概念系统之间也无共通之处，试问人们如何能接受和理解不同的概念系统呢？对此，戴维森批评说，用我们的语言（英语）表述一种根本不同于我们语言的概念系统，这本身就是一种自相矛盾。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概念系统的话，它与我们的系统之间的差异也是任何一种语言都无法表达的。蒯因所想象的例证只是对我们自己概念系统的可能性的想象，并不能证明不同于我们的概念系统的可能性。对于这样一种严重的挑战，蒯因恐怕难以给予令人满意的回答。
克里普克
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1941~）在16岁时发表的关于模态逻辑方面的论文就已为逻辑学界所瞩目，毕业于哈佛，现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克里普克除了对模态逻辑的哲学基础做过深入研究之外，还在《命名和必然性》一书中提出了关于名称的历史因果理论，这一理论被英美哲学界评价为一个重大发展。英美哲学家关于名称意义的研究可追溯到密尔，他认为，名称分专名和通名，专名只有外延（指称），没有内涵（含义）；通名既有外延，又有内涵。弗雷格和罗素都认为，专名既有指称，又有含义。专名的含义由限定摹状词加以定义。维特根斯坦认为，名称有指称而无含义，命题有含义而无指称。克里普克恢复了密尔的观点，认为专名只有指称，并用历史因果性的解释代替限定摹状词的解释。
克里普克指出，限定摹状词不是专名意义的必要条件。比如，如果专名“亚里士多德”由摹状词“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来定义，两者便有等同关系，承认前者和否认后者将会是自相矛盾。但实际上，否定亚历山大大帝老师的存在和承认亚里士多德的存在并不矛盾。其次，限定摹状词也不是专名意义的充分条件。比如，即便历史上确实存在着一个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证明该摹状词为真，那也不能证明这个人就一定是亚里士多德。因为历史记载可能有误，可能这个人实际上是一个叫“赫拉里斯”的人。克里普克的这些论辩借助的是模态逻辑，其要义是，如果用摹状词来定义专名，则定义满足不了模态逻辑所要求的必然性。他的观点是，专名与限定摹状词的区别从模态逻辑观点看是必然与偶然的区分。专名是对象的固定记号，它与对象的存在有着必然联系，在那个对象存在的任何条件下，它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