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的情书》与启蒙主义的文学文化

刘青峰老师以“靳凡”为笔名创作于“文革”期间的中篇小说《公开的情书》，一度曾引起过学术界和文学史家们的高度关注和讨论。小说以书信为体裁，聚焦四名天南海北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半年间的数十封往来书信，展现了1970年代的动荡中青年人的精神危机和精神觉醒，及其对于个人生活与民族未来的深刻思考。
何言宏认为，当年围绕着《公开的情书》发生的一切，无疑是一次“启蒙事件”。《公开的情书》以一部启蒙主义的文学作品为起点与中心，通过现代印刷文化和对话性公共空间的营造，逐步“打破”之前一体化的“稳定架构”，转型建构了一种新的启蒙主义“架构”，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启蒙事件”。它与当年众多类似的“启蒙事件”一起，汇聚形成了1980年代更加巨大和汹涌的启蒙洪流。
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质与思想内容无疑也是《公开的情书》之所以成为“启蒙事件”的关键因素：中外历史上的思想启蒙运动与“书信体”小说文体属性的内在契合、蒙昧时代的青年关于对话与启蒙的深切渴望及其所形成的书信文化实践、作者刘青峰自身的书信经验，共同决定了《公开的情书》选择了一种独特的“书信体”文体——“启蒙文体”；而以个体自主性为核心与基础，同时包括代际话语、科学话语和现代民族国家话语在内的启蒙主义话语结构，则是《公开的情书》思想启蒙的主要内容，也是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主要特征。
何言宏还强调，在理性主义的思想启蒙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情感启蒙”。在小说女主人公真真内容丰富、广义上的“情感史”中，我们非常生动地看到了理性的思想启蒙和情感启蒙之间的难解难分。这提示我们对启蒙主义文学文化的关注，既要重视以往的思想和理性启蒙的维度，也应该拓展到更加广阔的情感启蒙和情感文化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