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的情书》与启蒙主义的文学文化(5)

“启蒙文体”与“启蒙思想”的话语结构

当然，《公开的情书》之所以成为“事件”，除了我们前面所述的在文学文化和文学社会学的意义上，作品本身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质，无疑也是关键性因素。我仍然与以往一样，坚持认为它是我们启蒙主义的经典文本，但在今天，我想在对此提出进一步认识的同时，尝试性地重新整理这一重要的启蒙“遗产”。
《公开的情书》显要的文本特征，就是“书信体”的使用。我们知道，“书信体”是世界文学史上启蒙主义小说经常采用的“启蒙文体”。还是在西方启蒙运动时期，“书信体”小说就是伴随着启蒙运动兴盛与流行的一种文体，像席尔的《葡萄牙修女的情书》、理查逊的《帕梅拉》《克拉丽莎》、拉克洛的《危险的关系》、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卢梭的《新爱洛伊丝》、狄德罗的《修女》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都是以“书信体”写就的启蒙主义小说。而在我国，“书信体”小说也是“五四”启蒙运动时期出现的一种新兴文体，经由启蒙，这一文体紧接着又一时繁盛于“五四”以后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中，冰心的《遗书》、庐隐的《一封信》《或人的悲哀》和冯沅君的《隔绝》等等，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启蒙小说。所以，《公开的情书》之文体选择，本身就体现了它的“启蒙性”。
按照一位专门研究“书信体”小说的法国学者的看法，由于“书信体小说模仿了真实信件的私密性、个体性和交互性”“是一种融合了多种声音的文学体裁”。它不仅“注重对个体的突显”，充分表达个体的声音，而且还在通信者之间“构建了一系列延迟的对话情景”，并“将对话渗透到小说中”。尤其是，“在多种声音的小说形式中，每个人物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或者是平行的，或者是交错的。面对错综复杂的声音，提取、整理和掌握真理的任务由读者完成”，这样一来，读者便也自然地被卷入小说人物的对话共同体中。启蒙所必须的思想对话，因此找到了一种非常契合的文体形式。这应该是《公开的情书》选择“书信体”文体并很自然地广受读者欢迎、取得很高艺术效果的重要原因。另外，在更加具体的方面，按照刘青峰所说的：“‘文革’中，人人被迫参加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对于精神活跃、有独立思想的人来说，就只能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完全隐藏起来，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与其他人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