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的情书》与启蒙主义的文学文化(6)

他们用独特的方式，如极其私密的个人通信、与朋友共同读书或聚谈来构建另一种精神生活。《公开的情书》以书信体为形式，就带有这一时代色彩”。她说自己“于1970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基层工作，也有十余个朋友的通信圈子。一天收到三四封信是很平常的，常常有五六封信，甚至十多封信。可以在一天内给同一个人写两封信。信有长有短，短则两三行，长的可以上万字……信中无所不谈，谈所想所思，谈社会观察，谈感情，也谈身边琐事”“1972年我在杭州养病期间，我们就想如何利用大量的通信创作小说，记录这一代人真实的内心世界。小说主要是我执笔……”。上述种种情况都很充分地说明，中外历史上的思想启蒙运动与“书信体”小说文体属性的内在契合、蒙昧时代的青年关于对话与启蒙的深切渴望及其所形成的书信文化实践、作者刘青峰自身的书信经验，共同决定了《公开的情书》选择了一种独特的“书信体”文体——“启蒙文体”。
在《公开的情书》的“书信”与对话中，“突显”着真真、老久、老嘎、老邪门甚至真真的哥哥与石田等诸多不同的个体，也激荡着启蒙话语的多重声音。
我们知道，启蒙主义思想最基本的核心话语，便是个体自主性。《公开的情书》中真真的性格与经历，最为突出地体现了这一话语。真真是一个出身于高级干部家庭，“血液里渗透了父辈们的革命信仰”“像水晶一样透明”的“最纯洁、最真诚、最善良”的“革命后代”，可却因为父亲被监禁而被打成“黑帮家庭”，变成了有待改造的“可教育的子女”，从而与当年的很多“知青”一样，被发配到偏远山区的中学里接受“再教育”。作品之初的真真，思想情绪“混乱”“消沉”，觉得“生活骗了我，友人骗了我，我热爱的书籍骗了我”，自己“在整个社会的眼中，是可有可无的可怜虫”，因而极度迷茫。所以，正如她在给老久们的信中所说的：“我的苦恼是缺乏一个具体的目标来鼓舞我的意志和能力”“我总在想：行动？不错。可我的目标呢？通往未来的路在什么地方呢？我活着又是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在这样的境况下，她觉得“应该改变自己”，冲破“真实有力地束缚”着她的“周围的存在”“笼子似的”生活。于是在小说中，先是老嘎的到访，让她感到“在我单调贫乏的生活中，像是一道划破阴晦夜空的闪电，一阵吹走沉闷空气的清风”；接着又是其与老久的书信交流，让她对老久们的精神与生存发出这样的感慨和决心：“你们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使我振奋。我钦佩你们，钦佩你们的精神，赞赏你们的行动！也许，有一天，我会像你们那样振作起来，干点事情”……小说的整个叙事进程，便是真真在老久们——主要是老久——的启蒙之下个体自主性的觉醒、振作与走向强大与“成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