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的情书》与启蒙主义的文学文化(7)

当然，在《公开的情书》中，个体自主性的启蒙话语在作为启蒙者的老久们那里，起初就表现得非常突出。老嘎在给真真的信中，曾经这样来描述狂热年代里老久自主性的精神性格，说“老久不是那种卷入政治旋涡中的风云人物。他拼命地读书、思考，沉默着，不愿多说一句话。他对大字报浪潮、武斗、‘忠’字化运动等表现出独特的冷漠”“他表面上是那么平凡，但决不迎合时髦的浪潮”。老久和他的朋友老嘎、老邪门等人决不盲从，清醒冷静，非常理性地思考着国家的命运与前途，讨论着社会、政治、现实、历史与人生道路等诸多问题，“能够自觉地支配自己的生活，既不盲目，也不悲观”，一方面“决心走一条和许多年轻人不同的道路——在理论上进行探索的道路”；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的工作“成为茫茫大海中的一盏灯，给年轻的朋友们指明方向”，实践启蒙。
所以，在对作为自己同代人的“年轻的朋友们”的代际认同与精神关切中，“我们这一代”，成了老久们经常言说的话语，也是他们的通信中频繁出现的字眼。他们深知“我们这一代人，什么都被剥夺了”，盲从、狂热、困顿、消沉和“虚无主义的处世哲学”，成了一代人精神的主要症候。因此，他们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道路的曲折和艰难，决不亚于我们的先辈”。但是他们又很乐观地认为：“未来永远是属于青年的，属于现在正在进行种种艰苦探索的人们”“尽管我们被封闭着、被束缚着、被剥夺着、被种种势力包围着”，但只要努力做一个“探索者”，“做一个不甘于落后于时代的人”，并“以自己毕生的努力和创造性的工作，去开拓新世界”“在我们这一代人中间将会产生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为了突出和强化他们这种“很强烈的信念”，作品还特意书写了老久的邬叔叔和真真的姨夫等几位父辈在那个年代里的“灵魂扭曲”和“逆来顺受”，甚至老久父亲对爱情的辜负与“出让”，以及“总和我们格格不入”的真真哥哥“他们这批四十来岁的人”，来与“我们这一代”形成的鲜明对比，而使老久在给真真的一封信中得出很明确的结论——“我们这一代人在意志上比父辈们强悍”。
这种明显带有进化论色彩的启蒙话语，自始至终充溢于作品，既是对“五四”启蒙主义有关话语的接续与继承，也很突出地体现了1970年代后期启蒙话语的典型情状。
实际上，“一代更比一代强”的进化论思想，根底上属于科学主义的话语谱系。与“五四”时期对“赛先生”的强调一致，《公开的情书》彰显着昂扬与强劲的科学话语。但是老久们的“赛先生”话语，却又带有很强的历史特点、现实针对性和个体自主性。比如老久对当时排斥科学的状况，便曾愤怒发问：“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科学是荣誉，为什么在我们可爱的祖国，知识成了罪恶？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科学突飞猛进，为什么在我们这里科学像罪犯一样横遭囚禁？”他们在当时封闭的历史环境下，率先“理解了20世纪开始的科学技术革命的伟大意义”，充满豪情地不断表示“相信科学”“信仰科学”，“我们必须投入到这股强大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洪流中去”。他们从科学出发，并“用它们来考虑以往和目前的一切”，形成了自己系统、独特的思想观念，正如老久给真真的信中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