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的情书》与启蒙主义的文学文化(9)

以个体自主性为核心与基础，同时包括代际话语、科学话语和现代民族国家话语在内的启蒙主义话语结构，是《公开的情书》思想启蒙的主要内容，也是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主要特征，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因为，在我们以往的启蒙观念中，“思想”和“理性”，毕竟占据了其中的主要内容。然而在晚近以来，中外学术界和思想界越来越发现启蒙主义的情感面向，认为在我们的启蒙历史中，还有一种“情感启蒙”。伟大的18世纪启蒙时代，不仅是一个“理性的时代”，还是一个“情感的时代”，在我们所熟知的启蒙理性主义之外，还存在着亟待发掘的启蒙情感主义。至于我国的“五四”启蒙运动，也有学者指出，“五四”时期存在着“直接挑战启蒙理性主义”的唯情论的“人生哲学和情感启蒙主张”，认为“‘五四’的瓜架上不是只‘德先生’‘赛先生’这两只大瓜”，还包括“情感的特质（譬如强大的‘道德激情’）”等丰富内容。
实际上，具体到《公开的情书》这一特定年代的启蒙经典，情况何尝不是如此？而且可以想像，深入进一个经典的文本来重新发掘或“重读”出某些新的内容，并且循此来重新认知一个思潮和一个时代，一定会有某种相当特别的意义与趣味。
首先在“重读”的方法论上，我将像我在此前重读史铁生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时那样，聚焦于人物的“情感史”，而在这里，就是真真的“情感史”。
真真的“情感史”，首先和主要的，当然是指她与男性之间的“情史”——“爱情史”。我曾讨论过，《公开的情书》是一部交织着复杂的“性别政治”与“话语政治”的文本。在真真的“情感史”中，与其产生情感纠葛的每一个男性都代表着一种话语力量，以及这种话语力量所相应的道德人格与人生哲学。童汝是一个“取消了道德约束，贪婪地攫取地位和私利”的精神流氓和“虚伪的政治骗子”；真真原先的恋人石田，则是一个没有什么高远理想与人生追求的“庸俗的好人”；老久的朋友老嘎，是一个仍在漂泊中寻求人生道路的青年画家；而老久，则是“一个面对现实而顽强地寻找光明的人，一个正视生活、意识到应负的历史使命的人，一个听从祖国召唤的人”。他勇于思考，相信科学，自觉把自己的爱情、事业、理想和人生道路与所意识到的“历史使命”和“祖国的召唤”结合起来，努力做一个“公民和战士”。
在这场以真真为中心的情感角力中，只有操持着如上所述的启蒙主义话语结构的老久，才在最后终于胜出，获得了真真的爱情。这无疑就是启蒙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