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的情书》与启蒙主义的文学文化(8)

“从立志学科学，到‘文化大革命’中思考现实，又由现实思考到理论、探索，到哲学，最后又回到科学，我们走过了一条多么痛苦的、思想斗争的路啊”，“一旦取得了明确的认识，我们发现许多人在运动中表现出的盲目性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都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生活的时代。归根结底，他们还是被宗教般的狂热所左右”。因此在这里，“科学”明显具有了思想启蒙特别是老久们自身“自我启蒙”的功能。
但是，对老久们来说，“科学”并不只有如上的功能，老久在信中曾经指出：“我们学知识不是为了自己啊！我们是为祖国而学”“我们已意识到祖国需要科学”“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对祖国义不容辞的责任”，认为“爱祖国，就是要用自己毕生的努力使她成为当代最强大的国家，使我们的民族成为世界的骄傲”。很显然，“祖国”，是他们的另外一重重要的话语关切和为之奋斗的更高远的目标，就像老邪门给老久的信中所说的：“我们追求的永远是一代人的命运、一代人的出路，实际上就是寻找祖国的社会出路”。即使是真真，无论是在“串联”中，还是在个人的精神危机和命运困顿中，“今后我们国家的出路”，也都是她的重要关切——“有多少个夜晚，人们都已进入梦乡，我却突然拉开灯，从床上惊跳起来，抱着头，呆呆地盯着墙上的地图，心里发抖地叫着：‘啊，我活着，活着干吗？
难道我的一生就这样暗淡下去吗？祖国啊，我怎样才能对得起你？’”——真真的心声，不免让我们想起“五四”时期郁达夫的《沉沦》，也是老久与其启蒙/被启蒙及爱情关系的精神基础。“祖国”，作为一个古已有之的重要话语，自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来，无论是在整个世界，还是在我们中国，都已经被赋予了丰富的现代性内涵。按照一位政治学学者的概念史研究，“从古希腊雅典到18世纪末的大革命，‘祖国’概念经历了罗马、中世纪、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岁月，义涵尽管不断变化，概念外壳却保存至今，并且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生产出了新的术语与词汇丛”，而终于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完成了现代性的话语建构。而在我国，“祖国”话语也在清末民初去除了王朝内涵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时期，转型为一种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真真和老久们的话语言说，又一次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激荡着启蒙主义的话语回声。
“情感启蒙”与真真的“情感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