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的情书》与启蒙主义的文学文化(4)

但是在另一方面，一则因为私密性，一则也因为潜隐性，加之由于“手抄本文化的流动性本质”，特别是这种“流动性”所决定的传抄链有着一种单向度的线性特点，使得像《公开的情书》这样的“手抄本”小说所形成的文学共同体，自然缺少读者的反馈和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关系，这种对话性，要等到作品的“印刷出版”之后才得以形成。
不过，关于《公开的情书》，以往的研究尚未关注到其在“正式”发表于1980年第1期《十月》杂志之前，实际上有两个过渡性的“非正式出版物”：一是1978年的打字油印本。据刘青峰说，她曾忽然于“2016年7月收到老友一包快递”，“包裹里装着《情书》残缺不全的油印本，落款为1978年12月，纸张发黄变脆，可以说，这是《十月》1980年第1期首刊这篇小说之前，《情书》作为非正式出版物流传的物证”。油印本中，有署名“山友”所写的“序”，有刘青峰只署名为“作者”所写的四百来字的“跋”。时隔多年，刘青峰已完全忘却此事，“完全忘记写过这个小跋了”“掩卷追忆，是由谁主持、哪些朋友参与，用哪里的打字机和油印机做出这些油印本的呢？完全记不起来了”；其二，则是1979年杭州师范学院陈越光主编的学生刊物《我们》所刊发的油印本。
这两个油印本，实际上构成了以《公开的情书》为中心的文学共同体由“私密空间”向“公共空间”的过渡，而后者的真正形成，却是作品在1980年第1期的《十月》杂志正式发表后。
关于作品发表后的情况，据《十月》杂志的出版单位北京出版社总编室所编工作简报“读者·作者·编者”（第十五期，1980年4月4日）载：“《公开的情书》在《十月》1980年第1期发表后，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热烈欢迎。编辑部和作者收到来自十多个省、市的来信。直到3月底，还不断有人写信来。编辑部收到的来信，除已转给作者的外，还存有五六十封。来信者多为青年、学生、干部、战士、工人、店员、护士等。从来信看，读者都是从作品中受到了鼓舞，汲取了力量，效果是积极的”。刘青峰本人也曾回忆：“小说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不久，《十月》编辑部就开始转来读者来信。来信越来越多，全国各地都有，包括新疆等边远地。各种职业的人都有，当然大多是年轻人。他们向作者热情地倾诉，谈自己的经历和苦闷”“他们坦诚地告诉我，自己和周围的人是以什么样的心情读它、议论它。
这些信件打动了我，我给许多读者回信、寄刊，还与其中几位保持了一两年通信……”这些情况，特别是《公开的情书》“新编版”所附当年110封来信选摘，广大读者围绕着作品就社会、历史、科学、真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一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精神觉醒等诸多问题与作者之间的热烈对话与深度交流，完全不同于“手抄本”阶段阅读反馈和“对话性”的阙失。诚如其中一封读者来信所说的，《公开的情书》的发表“是爆炸了一颗精神原子弹，是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异峰突起。她是我国现代精神文化的文学表现，闪烁着中国文化复兴的曙光”。《公开的情书》以一部启蒙主义的文学作品为起点与中心，通过现代印刷文化和对话性公共空间的营造，逐步“打破”之前一体化的“稳定架构”，转型建构了一种新的启蒙主义“架构”，一次历史性的“启蒙事件”终于完成。它也与当年众多类似的“启蒙事件”一起，汇聚形成了1980年代更加巨大和汹涌的启蒙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