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的情书》与启蒙主义的文学文化(2)

结局与开始——《公开的情书》与启蒙主义的文学文化
文/何言宏
一次启蒙事件

靳凡（刘青峰）的中篇小说《公开的情书》，创作和传播于被称为是一场“灾难”与“内乱”的“文革”期间，一度时期，曾经引起过学术界和文学史家们的高度关注和讨论。如今重读这篇小说，重新讨论《公开的情书》从私下写作到以“手抄本”的方式进行传播，再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公开发表而形成一个热点性的“事件”，似应再度打开我们的视野，一方面重新审理和评价这部作品本身；另一方面，则应该在更加深广的文学文化史视野中来重新思考其所形成的文学事件。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对宇文所安教授在谈到其所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时的一段话，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对一个文学研究者来说，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忘记我们相信自己早已知道的东西，并带着一些基本的问题重新审视文学的过去。一方面，我们可能会印证我们以前的很多信念；另一方面，文学史也常常会呈现出新的富饶”。
宇文所安“重新审视文学的过去”的方法，是采取了一种“文学文化”的新视野，认为“文学史是对以往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的叙述”。按照这样的思路与方法，我们发现，在现代以来中国的文学文化中，革命的文学文化和启蒙主义的文学文化，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至于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公开的情书》，我曾经在关于它的另外一篇文字中，着重于从精神特征和思想探索的角度，阐述过其启蒙主义的意义与价值，指出其“在话语主张和精神立场上接通了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文学，成了启蒙主义文学在新时期的一个经典文本”，因此，《公开的情书》及其所引发的事件与现象，无疑属于启蒙主义的文学文化范畴。所以也正如宇文所安所说的，我的这次讨论，不仅将从文学文化的视野中重新“印证我们以前的很多信念”，还将把这部作品作为我们特殊时代的启蒙主义文学遗产，力图通过批判性的重新阅读和思考，努力发掘出关于它的新的启示和“新的富饶”。
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两度潮涌，初度“五四”，再度则是在1980年代。两度之间，启蒙文学爝火不息，更是在我们如前所说的“十年内乱”中，如同“地火在地下运行”，而被后来的文学史家分别称为是“潜在写作”或“潜流文学”。在这样的文学史脉络中，《公开的情书》不仅是一缕启蒙主义的文学爝火，更是承前启后，一方面继承“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传统；另一方面，又是以此精神突破和超越其所处身的特殊时代，在由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体化时代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个体化时代的历史转型中，起到了前导和过渡性的作用。所以，如今我们回头再看当年围绕着《公开的情书》所发生的一切——它的创作、传抄、公开发表与广大读者的接受，便很自然地认识到，这是一次“启蒙事件”，是在我们当代中国的文学文化史上具有历史转型性意义的重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