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的情书》与启蒙主义的文学文化(3)

当然，我在这里所说的“事件”，并不只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字面含义，而是如齐泽克所说的“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的新东西，它的出现会破坏任何既有的稳定架构”。作为一次历史转型意义上的“事件”，《公开的情书》所“破坏”的，显然是当时的一体化“架构”，并且与其同一时期的另外一些启蒙写作一起，共同建构和开启了一种新的历史“架构”——即在其后来的1980年代宏阔展开的启蒙主义架构。所以我们说，《公开的情书》的写作与传播，既意味着某种结束，也是一种新的开始。
《公开的情书》所“破坏”的，首先就是“十年内乱”时期俨然已经高度一体化的主流性的文学文化，参与建构了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世界以来已很罕见、堪称奇迹的“手抄本”文化。“文革”时期，民间盛传着“手抄本”小说。按照已有的文学史定义，“所谓‘手抄本’小说，是‘文革’时期特有的文学类别，是与‘主流文学’相疏离甚至对立的文学样式。‘手抄本’小说一般先由某人匿名写作，然后由喜好它的人抄写传阅，传抄过程中抄写人有时还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好恶加工或修改”。就我们所讨论的《公开的情书》来说，作者刘青峰在谈到其最初的创作与流传时，曾经回忆道：“这部小说完稿于1972年春天，没有想发表，也没有写作者名，抄在一本红塑料皮封套的本子上，朋友们私下称它为‘小红书’。小说先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一开始传看的范围，一是与我们通信的北大、清华同学朋友，另外一个途径是通过我的妹妹刘进流传到在内蒙插队的高中生手中”。
至于作品的署名情况，这里虽然说“没有写作者名”，但在后来的“新编版”《公开的情书》“序言”中，作者又提供了一幅作品最早成稿时的封面照片，并且说明“这本书一开始是冒充译作来流传的”，我们看到在普通练习簿的内页所作的封面上，写有这样两行虚拟性的字样——“译自《Green Tree》/by Ted silvey”，显然假托了一位叫做“Ted silvey”的外国作者。这些情况，都很生动和典型地体现出“手抄本”小说的诸多特点。其最重要的，便是建立了一种以人们之间的信任伦理为基础、以作品传抄和传阅为链条与纽带的私密性的文学文化和文学共同体，这种传抄和传阅者间的信任伦理和私密性关系，在很多“手抄本”当事人的有关回忆中，常被提及与强调。基于笔者自身当年的抄阅经验与记忆，围绕着每一个“手抄本”，其实都有一个规模极小、范围极其有限的私密性的文学共同体；
这些私密性的小共同体，又以一个又一个“手抄本”串连与链接起来，滚动性地扩展出一张由匿名性的原作为起点和源头而辐射开来的传阅网络，形成了一个包含着众多小共同体在内的规模更大的文学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潜隐在当年一体化的主流文化之下，爝火不息地“运行”与“奔突”，“手抄本”文化便所由而生，由此广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