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到内蒙，从家族到民族：我们怎样误读了席慕蓉？(2)

1943年生于重庆，1949年迁至香港，1954年迁至台湾，1989年第一次造访心中的原乡蒙古高原，种种辗转让她对故乡既疏离又靠近，她在流离中成为了一位熟悉的陌生人、一位文化的转译者。
“我一直活在一个转译的世界里。”在席慕蓉最新出版的散文集《我给记忆命名》中，她这样写道。“当你年深日久地处在原文之中，有时距离消失，你反而会对她一切的独特之处，视而不见了。我的幸运，是不是因为心中一直有着渴望，而实际上又对眼前的草原一无所知呢？”
“为什么当你隐入群体，我们却必须世代为敌”
这样武断地以绝对轻视的观念来侮辱另外一个民族是我最不能忍受的，我们不能帮助人就罢了，怎么还能诋毁人呢？——摘自席慕蓉日记 一九六四年九月九日 印度洋
1954年，席慕蓉跟随父母从香港迁至台湾，入读北二女（今中山女高）初中二年级。也是从那时起，她有了记日记的习惯。自幼跟随父母辗转各地，席慕蓉在不同学校短暂停留，无甚朋友。后来去了香港，由于不会说广东话，也经常遭到同学排斥。到台湾后，日记便成了席慕蓉的亲密朋友。她在日记里诉说自己的孤独，也吐露考试和成绩带来的焦虑。这种焦虑不仅关乎个体，还关乎种族。
在1959年6月2日的日记中，席慕蓉写到父亲对她的一次责骂。“本来人人都夸你好，而且都传到屏东去了，说你在北师挣下了好名声，蒙古学生品学兼优，到今天如果不及格破坏了一切，不许你这样，你毕业考不能再给我考坏了。”席慕蓉不仅是一个个体，她还代表着“蒙古人”这一群体。
虽然在初中二年级前，她一直不认为蒙古人和汉人有什么区别。她和朋友相处融洽，从不以民族做区分。但后来的一堂地理课伤了她的心，她至今谈起这段往事仍会落泪，也不愿意回想或者描述这位地理老师具体说了什么。在那堂课上，为了活跃课堂气氛，老师戏谑地将“游牧文化”解释为对他人的歧视和排斥，“那天全班同学都在大笑，下课后同学和老师都若无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