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到内蒙，从家族到民族：我们怎样误读了席慕蓉？(5)

席慕蓉外祖父在家中，1936年，北京 图片来源：《我给记忆命名》
“一代或两代的离散，如今就终于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永远的欠缺了。”席慕蓉写道，而在“得以踏上蒙古高原故土、得以亲炙那古老的文化，靠近我血缘里的族群”之后，作为“一个单一、渺小而又短促的存在，在时空的坐标间里”，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一切记录只是试着来翻译而已”
天地万物才是生命中所采用的原文，一切的记录只是试着来翻译而已。我一直活在一个转译的世界里。——摘自席慕蓉日记 二〇〇三年九月三十日 淡水
1989年8月31日，在46岁这年，席慕蓉第一次踏上“回乡之路”。从那时候的日记中，我们可以读到她忐忑与兴奋交织的心情。席慕蓉从北京出发，在西直门火车站上车，搭乘草原列车，在张家口下车。随后改乘汽车，经过大境门和中苏红军纪念碑。也是在这条路上，她的二伯父在1936年因反对日本干预内蒙古自治运动而遭遇暗杀，年仅42岁。
席慕蓉终于见到了魂牵梦绕的草原，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原文”。那是“极美的草原，无边无际的起伏，蓝天上云朵如块状群列，第一次看到那么整齐的云朵，那么干净的草原，却又觉得分明见过”。次日，她又见到了“弯弯的大山谷，在广大的草原中间，有一群人列着马队在等待着，聚集的队形如一弯新月”。也是那天晚上，在初识的亲人入睡后，席慕蓉独自走到草原的深处，她站在年少时的父亲曾经辨认过无数次的星空下，站在父亲曾经奔跑过无数次的无边大地上，嚎啕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