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到内蒙，从家族到民族：我们怎样误读了席慕蓉？(3)

席慕蓉少年时，1958年夏，台北圆山 图片来源：《我给记忆命名》
这些在老师和同学看来平平无奇甚至有点好笑的事情，给席慕蓉造成了巨大的震荡。作为一个五岁前接受蒙语教育、成长于蒙古文化环境中的孩子，她在家庭中接受到的对于游牧文化的解释，和她在课堂上听到的有着天壤之别。
长大后席慕蓉逐渐意识到，那位曾经在课堂上冒犯她的老师对于游牧文化的认知，也来自她的老师。而那位教授知识的老师，对于游牧文化和蒙古文明的理解，也仅仅限于书本或者既定的历史，未曾亲历。
也正是这段经历让她意识到，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流是容易的，而一旦个体携带上群体和族群的属性，相互的交流和理解就变得极为困难了。在后来创作的诗歌《蒙文课——内蒙古篇》中，她这样写道：
当你独自前来 我们也许可以成为一生的挚友为什么 当你隐入群体我们却必须世代为敌？
在21岁启程去往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进修的路上，途经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时，因族群偏见，席慕蓉和同行的友人起了争执。友人根据眼前景象——不够干净的街道和不够富裕的人民——妄下定论的偏见和轻视激怒了她。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总觉得，怀疑别人，是一种罪恶，虽然他们的街道是脏了一点，他们的人民是穷了一点，可是，你不能说凡是穷的人都会偷东西，都会抢东西呀！” 她反对武断地以绝对轻视的观念侮辱另一个民族或种族，也反对在不加了解的情况下对一个群体妄下定论。这种对于群体偏见的反抗，与她自幼经历的辗转和离散息息相关，也构成了她书写的重要母题。
一代的离散与永恒的欠缺
也许我有一天回家了，回到我明驼瀚海的故乡，我眼看着蒙古的一切在面前兴旺起来，我站在高高的山岗上，向成吉思汗我伟大的祖先致敬，愿先祖英灵佑我，到那时，我便没有愁意了，我的‘终身之忧’已获得解脱。——摘自席慕蓉日记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台北
16岁时，席慕蓉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自己的“终身之忧”——无法返乡带来的愁意。但实际上，她从来没有踏上过故乡的土地。直到46岁前，故乡一直存在于她的想象中，存在于父母和外婆的话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