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到内蒙，从家族到民族：我们怎样误读了席慕蓉？(4)

席慕蓉三伯父札木苏荣与父亲（应在30年代中期之前） 图片来源：《我给记忆命名》
席慕蓉生于一个蒙古族家庭。她的母亲叫巴音毕力格，汉名叫乐竹芳，家族世居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曾是“国民大会”蒙古察哈尔八旗群代表。父亲叫拉席敦多克，汉名席振铎，曾任民国时代政府参政员、立法委员。抗战胜利后，席慕蓉的父亲在南京和朋友们发起并组织了一个名叫“安答”的团体，集结了诸多年轻的蒙古知识分子，在国民政府与外国友邦之间寻求对内蒙古自治的支持。
一切的期盼落空后，父亲“从边缘再退到更远的边缘”，先是远走台湾，然后再到欧洲，教授蒙古语文。88岁时，父亲逝世于莱茵河边的一间医院，终生再未踏上高原故土。席慕蓉在一篇名为《安答》的文章中写道：“那个曾经何等期盼过的热血青年，所有的豪情壮志被现实一一击败。历史的书写从来不会由弱势的族群来执笔，真相也因而逐一泯灭。”
历史的洪流不仅决定着成王败寇，也改变了个体家庭的命运。1949年之后，席慕蓉跟随父母一路辗转，从中国大陆到香港再到台湾地区。年少时，席慕蓉心中的故乡都是从外婆和父母亲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来的残破形象。比如听过多次的宣化城城门，又或者是经棚，再或者是外婆当年跟着战败的外祖父慕容嘎穿过隔壁到达蒙古的故事……
她的外祖母与父母一直“不愿回顾”，“从我母亲，从我外祖母的记忆里，有些什么更美好的质素早已完结，成为零散、紊乱以及极为矛盾的碎片了。”席慕蓉的亲人让历史的线索就此中断，那个她曾以为的甜蜜家庭，实际上是一块小小的浮木，“漂浮在一处遍体鳞伤的时空之中。”她后来才意识到，这些中断了的线索，并非只是一个家族的记忆，它还包含了“很多难以具体说明、但又确实更悠长更深远的时空的连接”。
席慕蓉2014年曾受邀参加克什克腾草原上的一场学术会议。她深知自己并无资格出席这样的学术会议，只是朋友出于一番好意请她回来草原一聚。在那个支起在辽阔草原上的毡帐里，她听着世界各国学者关于克什克腾历史的学术报告渐渐感到“寂寞和怅然”，席慕蓉在《我给记忆命名》一书中写道：“第一次，我在故乡的草原上迟疑自问，尽管我父属察哈尔，我母属克什克腾，此刻，在一篇论文之前，我，怎么竟然就如同一个言语不通无知无识的多余的人？”
巧合的是，在场一位学者凑近她，并示意她打开论文集第59页，眼前这篇论文的标题中赫然写着她外祖父慕容嘎的名字，这篇论文的作者甚至向席慕蓉展示了他的一份研究材料——她的外祖父以毛笔书写的一封蒙文长信。从未蒙面的亲人以这种方式在草原相见，用一种席慕蓉不通的语言，用这种穿越漫长八十年岁月的巧遇。之后她应邀上前，为在场学者指出了这位作者手里的合影中哪位是才是赫赫有名的慕容噶。席慕蓉感慨道，近百年对一个正常的地方史志的记录而言实在不能算是悠长，而在这片土地上，记忆完全断裂了，甚至一位重要历史人物已经没有肖像可供后世学者查证。那一瞬间的确定而恭敬的指认，既指向草原的过去，也指向草原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