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到内蒙，从家族到民族：我们怎样误读了席慕蓉？(6)

席慕蓉与八十岁的父亲，1991年，台北 图片来源：《我给记忆命名》
后来席慕蓉也去了年轻时的外婆横越过的戈壁滩。“月亮初升之时，大地颜色深暗，等到月亮逐渐升高，戈壁滩上草丛极为清楚，地面越来越亮，天空云层平展，如大笔挥过的笔触，天空很明亮，从灰蓝色逐渐下降为青玉色，与地平线交界之处，透明有润光。”
回看第一次返乡路，如今76岁的席慕蓉感叹道：“我当时以为这一生不会回来了，不能回家就是我的‘终身之忧’了。到四十多岁可以回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回来的太晚了，可如今离我第一次回来，又过了三十年了。”
不论是家族辗转的命运和历史，还是蒙古高原苍茫寥廓的天地万物，当席慕蓉真正置身故乡，才意识到语言的苍白无力。“对蒙古的天地万物的描述，再怎么精确也只能算是译文的程度。”席慕蓉在2003年9月30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她把天地万物比作原文，把写作比作转译的过程。归根到底，一切的记录，都只是翻译。而此前她听到的一切转述，都比不了身临其境带来的那种震撼和冲击。
即便语言无力，她仍然尝试去记录、去转译，让更多人有机会通过译文了解原文。席慕蓉2011年的新书《以诗之名》收录了一组“英雄组曲”，一共三首叙事诗，取材自《蒙古秘史》，对成吉思汗的事迹进行了史诗般的描述。
叙事长诗对擅长写抒情诗的席慕蓉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但也是她发自内心的、不得不触碰的题材。这种“不得不”的背后是她近年来在故乡行走而得到的一种感召，一种不可抑制的创作愿望——她认识到，自己身边并存着两个甚至是多个价值观截然不同的世界。“在草原上族人心中世代传诵着的英雄人物，在汉文史书上记载的却是极为表面的功过（甚至误解）。”席慕蓉不愿武断地下结论，说汉文史书上的记载就是错误的，但她总觉得那样的解释和描述离游牧民族的时空真相太远太远。“英雄自身的襟怀抱负，他们内里的孤独和悲欢要如何去揣想，去书写？”
于是她开始创作一系列叙事长诗，试图通过诗歌的语言去还原曾经的金戈铁马，去揣摩如今被遗忘被掩埋的历史人物当年的意气风发。在和叶嘉莹聊到“英雄组曲”中个一首《英雄噶尔丹》时，席慕蓉坦言，从前的自己写诗时从不强求，而现在的自己却一再要求自己去写，“仿佛是一种日里夜里都放在心上的愿望一样，很难解释。”
探索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我给记忆命名》一书中，席慕蓉谈到了她在第四首叙事诗《英雄博尔术》中犯下的一个错误。在叙述可汗的西征大军在托雷皇子进攻你沙不儿城时，席慕蓉在“以牦牛和骆驼载运，与炮兵同行”之后，自作主张地加上了四个字：“步兵随后”。而实际上，当年大军西征时，并没有步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