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到内蒙，从家族到民族：我们怎样误读了席慕蓉？(8)

这种情况不止发生在草原深处，也发生在台湾，冥冥之中构成了一种时代的呼应。2012年，席慕蓉在台东美术馆办画展时，顺便到县道一九七骑车。当地国家公园的建立和原住民生活状况的改变让她发出感慨：“相对于台湾早先的居民，在这座岛屿上，我们有哪一个人不是闯入者？”
不管是海峡对岸还是草原深处，原住民生存状况的相似性引发了席慕蓉的进一步思考，“此刻这个带着善意进入山林的我，会不会终于造成恶果？人的流动，包括一切附属的欲望和物件的流动，在初始或许是带着善意。但是，太频繁和太大量之后，那种善意，如果没有什么东西来牵制和规范的话，一样是会造成恶果的。”
席慕蓉将多年的耳闻目睹连同所思所想写进了《余生》这首诗里：“牧民的老母亲说：‘住在楼房里，沾不到土地，总是觉得头晕。’有人向我转述，觉得好笑，我却心中惨然。”在她看来，强行改变牧民的生活方式，强行剥夺他们从劳作中获得的成就感，并美其名曰享受文明，是一件极其残忍的事情。

席慕容《月光下的白马》，油画，1993年 图片来源：《我给记忆命名》
她也并不认为所谓的现代就意味着将牧民从草原上连根拔起，简单粗暴地移植到城市中，将他们强行嵌入所谓现代生活。“现代文明可以跟游牧文明结合，比如远距离教学，小孩子可以就近读书，不用跑到城市里面上课。运输工具的发展和医疗的进步，只要能帮助牧民生活得更好，就和游牧族群之间没有冲突。但如果现代文明意味着一定要把牧民放到楼房里，那就可恶到极点了。难道只有有楼房的工业文明才是现代吗？哪有这种说法？”
如今的席慕蓉，已经将最初的惊讶和愤怒变成了身体力行的实际行动。在过去五年中，席慕蓉每年都会去拜访克什克腾草原深处的三位牧马人，她带着老式的录音机和摄影师，试图用声音和图像的形式将牧马人和马群的关系记录下来。
《我给记忆命名》一书中收录了牧民铁穆尔在2008年写给席慕蓉的一封信，信中写道：“随着草原的缩小和游牧人的衰落，我们家游牧的历史也走到了最后一幕，因为我年迈的阿爸为这个忙碌和艰辛的放牧已拼命到了疲惫不堪的地步……”加之祁连山的高山草原不断有人开煤矿、建楼房，连高山牧场和雪山深处也开始挖煤或建水电站，植被脆弱、水源有限的祁连山南北麓终将难逃厄运。“当年匈奴牧人的歌谣‘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真是把一切都道尽。是隐语和谶歌。”铁穆尔在信的结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