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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段落-----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六编·注疏、批评和解释）
除了对偶的这一强烈嗜好之外，被广泛讨论和培育的“文”的另一特别形式，是对偶句的第二句中的“省文”。与“变文”一样，“省文”也可以看作是这些环境下对重复的避免（通常来说，中国的文言文比起拉丁文或希腊文来，对重复的容忍度更高一些）。孔颖达为五经所撰义训是今天可以回溯为修辞分析的丰富资源库，而在孔颖达当时，修辞分析距离成为一门正式学科还相当遥远。
词语需要在另一种意义上得到“骈俪”：它们需要在“质”（实质性内容）与“文”（文华辞采）之间找到平衡，而这一“文质彬彬”的审美模式是通过自然而平衡的对偶而理想地实现的。这至少是孔子的理想。在战国时期，清苦的墨家以及态度强硬的法家——二者都是非常实用主义的——都很自然地提倡“质”，而主张摒弃“文”。东汉的理性主义者王充有史以来首次详细表明了对朴实无华散文文体风格的赞同，但因此成为历史上被几乎所有人讪笑的对象。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道家倾向于将“文”自身视为目的，通过他们的典范（著名的有《庄子》），道家对中国的文学标准产生了无处不在的或显或隐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和在西方一样，中国的文体理式在许多方面也是颇具争议性的。不过，还有许多方面是无可争议的。为了成为“雅言”以及真正的美好，所实现的那种和谐以及实现它的手段必须看上去是自然的（不造作、自然而然）。
这一来自道家传统的自然概念，后来成为中国美学共同遗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是通过散文文体风格上的这一自然概念，以及它与自然界中的自然物之间的联系，中国概念中的散文文体风格之美才抵达了重大的宇宙维度。文体之美与宇宙之美联系在一起。元代的陈绎曾是后世继续倡导自然为文学成就之标准的著名文学评论家之一。宋代的黄庭坚（1045—1105）则致力于将粗俗元素文雅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