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荐被分享过无数次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绝对有趣不枯燥！(11)

在十七世纪的笛卡尔之前，古罗马的西塞罗作品中就“臭名昭著”地充满了这些材料。
在一个更普遍的层面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认定，所有拉丁散文实际上都是写给某个人的，而中国传统文学的修辞模式则主要彬彬有礼地面向非人格化的一般读者，这一读者积极地接受文本传递中的信息。“恶灵”在中国散文中相当罕见，它是一个最为隐蔽难辨的生物，过着不可捉摸的生活。与读者的一些隐藏对话形式的引入方式，是通过非人格化的程式“或曰”（有人说），或者仅仅通过无标记的问题——陈骙将其视为一种重要的修辞格“答问”。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如此引入的问题或评论从来没有清楚地归在该作品的读者名下（在许多西方作者的写作过程中都有参与其事的“亲爱的读者”）。即便在佛教到来之后，问题或评论的来源都比西方更加笼统。
受到佛教启发的明确面向读者（会有不耐烦等反应的此时此地的读者）的作品在这方面特别值得留意。这一用法明显只限于白话叙事语境，并且没有在非虚构散文的文言修辞实践中有实质的体现。
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