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荐被分享过无数次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绝对有趣不枯燥！(10)

中国传统散文文体风格的这一文体影响是相当深远而广泛的。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引语很少被现实主义式地模仿。在中国，直接引语被习惯性地以一种总结方式而使用，这样便不需要间接引语作为单独运行机制来表明总结模式。在传统中国，引语的主导方式是起总结作用的直接引语。以自己的方式转述在文言作品中偶尔会出现。但是根据当时的传统，我们现在称为直接引语并不严格算转述。
写下自己的想法也是类似的。它并不是对人们通过言谈而表达自己时脱口而出的那些话的模仿。人们写下的仅仅是对自己思想的简洁总结。简洁的总结与言谈的自然流出，二者的散文文体风格是相当不同的。二者的不同之处，也是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的根本区别。
这一截然不同的证据很容易找到。希腊罗马作家可以自如地运用跳脱修辞法（aposiōpēsis）——在句中或思维中突然的沉默。稍微有些拉丁文知识的人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适合的例子，甚至在拉丁文学中最精美的韵律诗中也不乏其例。
在佛教以前的中国文学中，跳脱修辞完全难觅踪迹，在整个文言文学史中，这一修辞格也是缺席的。形成对比的是，白话文学在描写言谈时，会采用一些这种修辞格。
虽然跳脱修辞法作为对作者自己思想的呈现，对于文言传统而言明显是完全陌生的，但如果在李贽或李渔这样的浪荡作家，再或者冯梦龙（1574—1646）这样的非传统文学人物的作品中，出现跳脱修辞的例子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在这里，时代是很重要的：明末清初，前所未有地出现了大量文体和修辞上的离经叛道。
如果有人想寻找当思想出现在脑海中旋即便记录下来的作家，他会发现自己老是会遇到那寥寥几位作家，而不是其他主流作家——这一情形将不是巧合。也许，这样一种论断没有事实根据，但是对于中西方学者而言，这一可能性是很大的。
对于当下思想的优雅收敛之面纱，一直是中国传统散文文体风格的“默认模式”，与古希腊散文文体风格的畅所欲言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书信体和回忆录体，显著不同于一般散文体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在于：传统中国散文体并没有发展出与想象中充满质疑态度的读者（即著名的lecteur rebelle）进行的虚构对话。它也没有引入笛卡尔在振聋发聩的《沉思录》中命名为“恶灵”（malignus genius）的概念。“恶灵”是内在化的魔鬼支持者，它在充满逻辑可能性和可感性的巨大空间四处漫游，远离了传统的智慧、观点和旨趣。西方的思想性散文中占主导地位的散文文体风格，正是由或多或少让人微微感觉到而无处不在的“恶灵”所激发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西方散文史包含了一个文体上的“恶灵”。它那嬉耍嘶哑而蔑视一切的笑声（作者将其内在化并对其十分恐惧）触发了各种各样的元语言程式（metalinguistic formulations），用这一绵绵不绝的程式流来对抗这一“内部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