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荐被分享过无数次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绝对有趣不枯燥！(8)

于是，我们的第一个决定性论点为，在前佛教散文文学中，著述者和作者的修辞角色并不一致。著述者一般是对作者的忠实记录，而作者本人看起来并不是以其名字命名的著作的执笔者。从汉代开始，这一现象慢慢发生变化，著述者开始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过通过典故和隐蔽的间接引语来表达的做法还是相当流行和典型的。通过隐蔽的引用，作者可以将自己融入一股传统中，但是经常会出现与他人明显不同的作者自己表述的情况。班固（32—92）的《汉书》便是很好的例子。《汉书》中与司马迁《史记》中有大量几乎完全没有标明的重复文字。值得注意的是，在引言部分也未注明来源，虽然班固以一种程式化（不过并不因此而不真实）的谦虚，说明自己只不过是“述”。和司马迁不一样，班固不认为《汉书》中的任何一篇文字是自己所“作”。很重要的一点是，即便司马迁自己在编写《史记》时，也不注明出处地大量引用了皇家藏书馆的典籍，这些典籍中的许多在今天也保存在其他著作中。
在传统中国，主流散文作家中的绝大多数都将自己当作文化遗产的“述而不作”者，特别是在他们的作品实际上具有创新性之时。文言短篇小说的伟大作家蒲松龄（见第三编第四章、第四编第五章，1640—1715）将自己形容为“异史氏”，通常他只在每篇故事结尾部分，以异史氏身份稍加评论。蒲松龄在他声称自己仅仅是记录者的这些小说末尾的评论特别地具有两个特征：第一，他宣布这些故事都是“志异”，因此他并不为故事的意识形态内涵负责；第二，也更重要的是，他径直效仿司马迁在篇末缀以“太史公曰”的个人评论的做法。换句话说，和在他之前的司马迁一样，蒲松龄希望读者理解，他仅仅是记录下从他处获得的材料。因此和历史学家一样，短篇小说的作者倾向于在文本中采取不偏不倚而非个人化的文学提供者的姿态，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抒情诗人则倾向于采取审慎而畅言的姿态。
正是因为这一无处不在的趋势（即便在佛教到来之后，也仍然持续着），所以它的反面——对原创性的内容、文体和主题的系统性追寻——才成为传统中国里特立独行人士的一个明显选项。李渔（笠翁，1610/1611—1680）在他“大逆不道”的小说作品中便是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他希望自己作品中的主题以及他对这些主题的观点是他本人独创的。他甚至还在语言上追求创新。相形之下，莎士比亚在主题的选择上是坚定的传统主义者：他笔下所有的情节都基于未注明出处而在当时为人耳熟能详的故事，不过基本故事情节中的创新并不是莎士比亚写作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