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荐被分享过无数次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绝对有趣不枯燥！(6)

中国的文本作品缺乏去吸引受众的需要，只是因为它们并非表演文本：它们是被用来怀着敬意学习和记诵的，而不是被上古中国一群知识大众批判性地聆听的。孟子对墨子的批评似乎从来不是以对公开可得的《墨子》文本的细致研究为基础的。在《孟子》中，并无对《墨子》大段落的详细讨论。《孟子》的目标读者是反对墨家有害观点的虔诚的儒家信徒。
像《墨子》这样的一部著作，我们可以设想它的受众是一群颇有耐心的听众。无论他们是多么虔敬的墨家信徒，他们一定也抱怨过文本本身的重复性简直难以忍受：某一篇文字最多的时候会在全书中有三个版本之多。这是极其冗长啰嗦的。《墨子》的编写者所做的，是将三个版本收录在作品中。
还有一些教化性篇章，其中的绝大多数，对于不是核心圈内人的一般常人而言是完全不可解的。很明显所收录的这些篇章纯粹是为了记录之用，而不是为了任何公共阅读课程。《墨子》如果不经阐释是难以理解的，阐释本身如果没有原典也同样难以理解。《墨子》的编写者除了归档之外，脑海里不会想到别的用途。这些文本绝对没有与非墨家著作在吸引力上面一争高下的意图。这甚至会引出下面的问题：是否当时的文学语言已经与口语分道扬镳，使得对文本的背诵，对那些以前对这些文本没有印象的人来说实际上根本听不懂？因此，这些文本的属性并不是一种竞争性文本，不是为了与其他表演文本公开竞争，而主要是为了记录。
罗界（Geoffrey Lloyd）教授对古希腊的竞争精神及其奥林匹克竞赛的强调，与中国形成了鲜明对比，甚有道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公元一世纪《汉书》中有对人物道德的臧否评级的热衷，以及后来如《诗品》等作品中对于诗歌的品评。在这里，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东西方的差别仅仅是程度上的，而非类别上的。
那么，如果并不是为了争取公开喝彩的竞争，中国早期极尽复杂的散文文体风格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我们想一想，存世的所有文献都是宫廷文学——即它主要是为了争取皇家或（可能对政治感到幻灭的）王公豪门的支持和赞赏。另外，它们也会寻求宫廷周围对政治心灰意冷的圈子中更审美化的赞赏，最好的例子之一便是《庄子》。这便是为什么研习中世纪文学对于传统中国的研究者来说非常有用：欧洲的宫廷文学很自然地可与中国宫廷文学进行比较。中世纪欧洲的修辞的社会学对于汉学研究而言，能提供大量直接的启发。
佛教到来前的文本，并不为得到“自由民”或文学鉴赏者的认可而进行竞争。前佛教的中国并不存在自由的文学市场经济。从公元三世纪开始，中国的文学“唯美主义”发展为与书法绘画这样的精美艺术结合的个人表达。我们需要研究佛教到来前后在中国的文学公众的发展，作者为他们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