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荐被分享过无数次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绝对有趣不枯燥！(5)

大大小小的作品经常作为档案而保存在“秘府”（秘密的藏书馆）中，并不是为了提供大范围阅读。汉成帝期间（前32—前7），东平王刘宇奏求成帝，欲观览《史记》，成帝严守秘藏，终不借予。
在所有上古中国的著作的存世序言中，都没有证据表明任何一种作品是为了面向听众进行公开演讲而写的。充满异质性的道家作品《淮南子》（前139）以及稍早的兼收并蓄作品《吕氏春秋》（前249）从来没有听说曾在公共场合被朗读，但据说曾经悬诸都城城门展出。司马相如（前179—前117）的大赋并不是当面背诵给汉武帝听的，而是上呈给后者阅读的（当然，短诗特别是抒情诗的背诵传统还是存在的，但它与我们这里讨论的散文的背诵相当不同）。
就这些种类文本的修辞而言，作品的社会用途特质使之非常不同。到口头表演文本被提到的时代，引用材料都是包括了将原文转化成白话习语的释义性阐发。它们并不是公共阅读作品。
所有这些的修辞后果是深远的：古希腊作家，和罗马人一样，写下了他们对有可能在任何时候失去读者注意力的恐惧，他们害怕读者注意力会游离，会发现他的文字不够吸引人。上古中国的典籍则似乎显示，文言作者不需要面对这一担忧，因为他最终是作为一名档案保管人而从事写作的，为某一思想学派，更经常的是为皇家档案而记录下应该记录之事。他的目的一般是为了档案保存。作品是为那些觉得需要参考它以及希望研习它的人而写的。娱乐或者公共演讲并不是著述的重要原因。如果这些作品有娱乐效果，那是一种巧合：它们的真正目的是档案保存或者教化，其修辞最终也是面向这一教化目标的，甚至当它们明显作档案之用时。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佛教到达中国之前，曾有作者们置身争取公众喝彩的任何文学竞争中。得到皇家或者朝廷支持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古希腊悲喜剧文本的珠圆玉润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这些文学竞争。在某种意义上，柏拉图作品的极其精美也可以由他写的是哲学剧本这个事实得到解释。换句话说，他是一位哲学剧作家。中国的哲学作品并没有如此直面纯粹的文学或哲学竞争。它们的竞争只是争取朝廷支持的竞争。就我们目前所知，前佛教时代的中国并无关于墨子（约前480—约前400）和孟子（前372—前289）孰优孰劣的任何讨论。并非只是因为如我们所知的墨子和孟子都不是单一作者，所以才没有这样的讨论，很明显，无论是《墨子》还是《孟子》，都缺乏柏拉图的存世对话录和亚里士多德的对话录（已经亡佚但受到西塞罗的大力推崇）中所表现的对文学造诣的汲汲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