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荐被分享过无数次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绝对有趣不枯燥！(4)

古希腊作品经常会以模仿的方式，直接记录演讲。雄辩家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的演讲很可能就像他所写的那样，正如有直接证据表明西塞罗打算在元老院进行公开演讲时会预先写下演讲词，而在草稿中“自然”会涌现大量不恰当的句子。书面文本是为了进行公开的口头表述。公开表演者在中国古代也有，比如宫廷俳优等其他表演者——即便在佛教之前的中国，也有各种用来称呼他们的名号。但是这些表演者所表演的内容，至多也只是以间接的方式与传世文本相关。
上古中国的许多演讲都保存了下来，特别是保存在如《尚书》（《书经》）和《左传》等早期原典中。《国语》倾心于给出修辞的许多实例，而《战国策》中大量运用了口头修辞。但是这些典籍也好，后来的相关作品也好，我们在其中都找不到由演讲作者为了公开背诵和演讲而写下来的篇章。而且在上古中国，也没有迹象表明各种身份的读者会聚集在一起公开阅读这些典籍。这些典籍留给我们的印象是，它们主要是为了保存文献，其次是向顺从而非抱有敌意的听众作口头解释。这是需要仔细解释的中国和古希腊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这些传世文献中的口头演说似乎是面向一群为数甚少的温和听众。这些人主要是演说者的门生，他们通过一些既定的口头解释，而努力将文本牢记在心。古希腊的手稿则不一样。它们设计为在充满敌意或者冷嘲热讽的公众前的大声朗读，即便当它们并未设计为由作者在任何既定场合朗读时，也是如此。
即使当它们不属于喜剧或悲剧这样的表演文学时，它们也依然是表演文本。即使当它们碰巧不是——对古希腊人来说极其重要的——文学竞争的一部分时，它们也是竞争性文本。
戏剧正是这里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剧本手稿被设计用来作为某种得到公共赞助的公开表演的文本基础。当然可以默读它，但是我们都知道，默读在古希腊的任何时间地点都不存在。即便私人朗读也会用到声音，即大声读给自己听。可以用剧本进行公共朗读，有证据表明古希腊剧本曾以这种方式被使用。所以在古希腊环境下，非戏剧文本都通过或多或少的公共朗读而得到生动表达。
了解了这一古希腊背景，我们的问题便很简单：中国上古的文字手稿的用途是什么？它们是如何进入社会生活的？
目前我们的手头证据虽然很少且间接，但都显示它们是记录性文献，写下来（有些则被背诵）是为了档案保存之用。先秦时期（前221—前207）的文本，时人主要用来背诵、研习以及学着跟随老师进行解释，当然也牢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