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荐被分享过无数次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绝对有趣不枯燥！(3)

陈骙详细阐述的另一个重要的辞格是“交错”（同一文句或短语的强调性重复）。而相当具有启发性的概念——“同目”，作为将文本统合在一起的一种辞格，可以说是特别有意思的。总体而言，陈骙认为，“辞以意为主，故辞有缓有急，有轻有重，皆生乎意也”。
日僧遍照金刚（即空海，774—835）《文镜秘府论》是一部极其重要的六朝（220—589）至唐代文学批评和修辞分析的资源库。“双关”是最早出现在这部作品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这一修辞格用来指将两层意思分配给某个字词的做法。
就以长篇小说这样的文学书写而言，明代评点家叶昼（卒于1624年）在容与堂本《水浒传》第五十三回回评中提出了一个特别的修辞建议：“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既是趣了，何必实有是事，并实有是人？”实际上，各个时代的“评”中的各种批语是（经常不那么正式的）中国传统修辞分析的一个巨大蓄水池，而除了古典长篇小说的评点部分（见第四编第三章、第六编第四章）之外，这个传统的其他部分还没有得到细致的研究。
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文言文都是最受尊敬的文学交流媒介。但是即便如此，还是有许多诗人和批评家建议将口语和“俗”成分整合进这一媒介中，虽然像外交官兼诗人黄遵宪（1848—1905）的“我手写我口”——得到许多白话提倡者有限的遵循——这样的宣传口号也并非要兴起推翻文言的主导地位的革命性运动。黄遵宪颇具煽动性的“我手写我口”有来自西方的文体影响（受马丁·路德启发）以及思想影响。
书籍的用途：面向中国传统写作交流的民族志
现在，让我们考量一下作为塑造中国古代修辞原则和实践决定性因素的那些文献使用的“人类学”。这些中国古代文本的自然讨论场所是什么样子的？它们所面向的公众的特质有哪些？这些文本在哪些场合会被使用？对于它们所描述内容的重要约束条件有哪些？（考古学家出土的“硬”文本提出了一堆超过本章论域范围的各种问题。［不过可参考第一编第三至五章］）接下来的讨论以一种比较的方式，以古希腊为参照，折射出中国的实践情况。
文言文的修辞实践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缺乏表达如下意思的一些短语，如“早上好”“晚上好”“晚安”“嗨”“再见”“哦！对不起”“非常感谢”“尊夫人近来如何”“你好吗”，等等。寒暄交流（用来促进社会关系而非传达信息的话语）在古代中国一定也是常见的，但是在文言文中却付诸阙如。文言文的修辞会避开那些转瞬即逝和细小琐碎的东西。相比之下，中国的文言文剔除这些细碎的对话，而荷马史诗中则拥抱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