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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然理式相关的是所指的具象化，正如哲学家孟子所说的“言近而指远”。
著名的目录学家、学者刘向（前79—前8）第一次明确提出，为了达到所有这些美学效果，故而“辞不可不修”，而通过这一努力所实现的便是“为辞之术”。这种不劳思虑的自然效果，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很吊诡的是通过艰苦卓绝的文学和美学方面的自我修养而实现的。
中国第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将写作中表现出的内在感情和“自现”的能量，视为造就伟大文学的根本因素。对司马迁而言，“其志洁，故其称物芳”。
人们通常对“华”（华饰）有偏见，而倾向于“朴”（朴实无华）。
在散文文体风格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标准修辞立场是“述而不作”（这句格言来自孔子）。不过情况又远非那么简单。早在公元一世纪，王充就反对墨守传统，而主张创新——不仅包括思想创新，还包括文学样式的创新。文学理论家陆机（261—303）以一种更为诗性的方式，推崇遣词造句的新颖，以代替陈言滥调。他甚至担心自己的某些见解与古人不谋而合，而不得不将它们丢弃。这种洁癖在韩愈（768—824）、李翱（772—841）等著名文学人物那里得到继续。皎然和尚（720—约805）在《诗式》中，批评了三种文学剽窃：“偷语”、“偷意”和最隐蔽的“偷式”。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第一部专注于中国修辞历史和理论的专著。这部作品也较为详细地处理了一些辞格，如“比喻”“夸饰”“事类”“谐隐”“隐秀”，并且对这些有所区分：（1）“言对”和“事对”；（2）“正对”和“反对”。
刘勰已经完全意识到不同的文类具有不同的文体理式。但是刘知几（661—721）才是第一位真正长期而广泛地致力于为特定文类找出规则来的学者。他的《史通》跻身于世界上最早的系统性的史料编撰方法专著之列。刘知几强调史料编撰需要的几大必要，即简明扼要的必要，遣词造句应具体而无冗句烦言的必要，使用平实的“今语”并避免“昔言”的必要，使用精确词汇并精心选择褒贬词汇的需要，避免“对语俪辞”的必要，以及审慎观察到禁忌的必要。
在陈骙（1128—1203）的《文则》中，则比刘勰更为细致地聚焦了修辞话题。因此可以理解，《文则》被看作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修辞学经典。陈骙以此前的修辞文献为基础，系统地区分了不少于十种“取喻之法”，于是开始了一系列的类似分类。陈骙以相似的仔细程度，接下去对引用的各种使用以及“倒语”的诗性效果进行分类。在这些分类中，陈骙只是将既有的修辞概念进行了阐发。而在讨论“层递”时，陈骙则很有创新。他区分了三种“层递”：（1）从小到大；（2）由精及粗（反层递）；（3）自流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