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荐被分享过无数次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绝对有趣不枯燥！(9)

要正确理解李渔，就必须先把他看作一位文学浪子。他在写作等活动中狂欢。类似的还有惊世骇俗的思想家以及大众文学的支持者李贽（1527—1602）。他以思想浪子的身份示人，毕生追求思想上的创新，并躲避祖述传统智慧这一无趣的角色。而且，像李渔和李贽这样的特立独行者成了讨论的主题。因此，他们是传统文化以及在此文化中自己所处角色的评论者，从而与那些将自己视为伟大传统的继承者的绝大多数人形成了鲜明区别。
然而，希望对主流修辞散文文体风格提出疑问的作者，并不一定要成为与之彻底背离的文学浪子才能实现。比如理性主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见第六编第三章）中的那些颇具分量的文字，采取的基本修辞姿态可以方便地用《论衡》中著名的一章之标题“疑古”来概括。
无论如何，作家们在自我表达方面的集体收敛，在中国的自传书写史中得到了最佳的体现。对这些自传文本的研究，充分显示了在传统中国文学世界中自传书写的严格限制条件。但是，这一自传收敛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过了自传维度本身。比如，上古中国的“述而不作”传统，就是非书信作品的作者并不作为某个时间点中“此时此地”的一个个体，而是作为“抽象”而普遍的“我”出现的。这一抽象而普遍的我更受推崇，并被解读为在时间中是永存的。因此，中国作家能否写出自己想法的局面有所改变，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哲学家朱熹就曾如此）。作者在写下直接引语之时，有时会出现这段话是作者的道听途说后来又发现这段话是错误的情况。但是在前佛教时代，没有哪位作者会公开指出自己以前曾持有某一观点后来又放弃该观点。对观念改变的记录将以这一写作惯例为前提：作者作为一名此时此地的个体，不仅是他笔下内容的来源，而且也是对这些观点进行讨论的主体。
作者将不得不邀请读者进入作为个人史的自己创作过程的主体性中。这在中国不太会发生。在中国传统的散文文体风格中，作家并不将自己呈现为他们所创作文本的实时持续过程的参与者。传统中国著书立说的这一特质与随之而来的特性（在下文中会讨论的），与自我概念以及社会中个体角色有着直接关联。简而言之，“自我”没有“他人”来得重要，而“个体”明显从属于“家族”。
在上述语境下，在前佛教时期的作品里对文笔本身的思考极其稀少，长时间以来，著述一直是概括已经存在的思想观念的一种行动，也便毫不奇怪了。就中国传统散文文体风格的整体概况而言，以下是一个绝对基本的特质：中国的作家几乎从不写当下出现在他们脑海中的事物（《庄子·齐物论》是这一规律的惊人例外，《庄子》中也有很多篇幅都例外于这一规律）。文章创作从不是当下所思所想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