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玛评《安妮·法兰克日记》︱苦难的果实(2)

安妮日记的一页
这本书能有这样非同一般的反响，必然与安妮作为一个少女的身份有关。谋杀一位脾气暴躁的老人，虽然同样令人发指，但就没有那么凄美。对于很多人来说，安妮·法兰克是一位圣人。法兰克一家和另外四个犹太难民躲藏的公寓位于阿姆斯特丹的王子运河河畔，如今已经成为圣地，数百万人来此拜访，他们在此落泪、留影、献花，凝视着由安妮收集的电影明星别针装饰的近乎神圣的墙壁。奥托·法兰克曾经收到过一封来自一位神父的信，信里提到这位神父曾经向安妮祈祷，就像她是一位真正的圣徒那样。在日本的西宫市有一座安妮的玫瑰教堂。盐湖城的摩门教徒们为安妮追授了一场洗礼，将她纳入他们之中。甚至有人宣称曾经目击安妮显圣。几年前，在他们躲藏之处后面的花园里的一棵七叶树患了病将被砍倒的时候，人们发起了一个运动来试图保留它。安妮曾经在后窗的窗帘缝隙中看着这棵树，它因此成为一个珍贵的遗迹，需要得以保留。
这棵树终究没能活下来，但在它被风暴吹倒之后，有些访客们从树桩上剥取木片，像真十字架的残片那样珍视它。

患病的七叶树
这种基督教的意象并非巧合。犹太人没有圣徒。但犹太人纪念大屠杀的某些事例仍然被基督教化了。圣徒现象与烈士相连。一座位于洛杉矶的大屠杀纪念中心就名为烈士纪念馆和大屠杀博物馆。烈士并不仅仅是一名受害者。烈士为了某种理想而献身；像基督那样，他们为了某种理念、某种原则、或者某项事业而牺牲自己。宗教般的信念浸透在他们的鲜血中。烈士为我们提供了某种获救的机会。他们遭受的苦难应当使他们更加高贵，也使得那些敬拜他们的人与有荣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