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玛评《安妮·法兰克日记》︱苦难的果实(5)

作为那一代荷兰人中最有名的小说作家，哈里·穆里施（Harry Mulisch）比安妮·法兰克年长两岁（他于2010年去世）。他自己对战争的痴迷源自他复杂的背景：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奥地利纳粹党人。穆里施于1986年在柏林发表的演讲中讨论到安妮的日记是否可以被视为文学作品。他景仰这本日记，并被它所感动，但他的结论认为它不能被归类为文学，因为它是真实的。他认为，“真实总是意味着缺乏自由：事物就如同其本身那样。然而在文学中，事物并不是那样”。
如今这已经是一种过时的观点，我们不再相信文学必须是虚构的。安妮·法兰克想成为一名文学写作者。她曾经写道，她的“最大愿望”是“成为一名记者，随后成为一名著名作家”。当她听到伦敦的一个荷兰语电台的广播，呼吁人们记录德国占领下的生活时，安妮重写了她的日记，打算将其作为一本名为《秘室》的书出版。在写日记的同时，她还写了一些短篇小说、一些关于她学校生活的回忆，以及描绘她的家人和朋友的速写。这些文章将首次在《文集》中出版，它们展示了某种刚刚起步的天赋，但仅仅是练笔。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她的写作能够如何发展。但这本日记，无论穆里施怎么说，都是一项了不起的文学成就。
她选择的这种形式旨在表现出一种亲密感。安妮是“尤德修”丛书的忠实读者，这套书由茜茜·范·马克斯维尔特在1920年代为少女创作。范·马克斯维尔特笔下的故事常常通过日记和书信来叙述。在她书中的一个名叫基蒂的女孩的角色启发下，安妮把她的日记中的部分篇章写成了给基蒂的信，作为她想象中的朋友。这使她能够倾诉她的感受，其中包括了一些相当苦涩的内容，同时也记录了她在附楼中的“禁闭”生活。
这本日记带来的一个启示是安妮对外部世界状况的了解程度，主要的渠道是听BBC，当然在当时这是被禁止的。她在1942年10月9日的一篇日记中提到了犹太人正在被送进毒气室，这足以摧毁战后人们普遍宣称的“当时不可能知情”的观点。但这本日记的文学价值不仅仅在于历史方面。安妮的故事实际上是关于成长，包括理智、情感和性的方面，这一切发生在那个囚笼里，还必须与成群的相互争吵的成年人共处，这些成年人过于恐惧和自私，无法给予她所需的关注。
她精彩地描述了她的内心生活：“我想春天已经在我体内。我感受到春天的觉醒。我全身全心都有这种感觉。我必须强迫自己的行为保持正常。我处于一种完全混乱的状态……”她享受与彼得的第一次亲吻，那是一个比她年长的男孩，也躲藏在附楼里。但与她在身体里的变化同样自然的是她的预感：“我看到我们八个躲在附楼里的人，就像是被一片不祥的乌云包围的蓝天。我们脚下的圆形的一片地仍然是安全的，但是云层正在向我们涌来，在我们与逼近的危险之间的圆环形地带正在被逐步收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