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玛评《安妮·法兰克日记》︱苦难的果实(4)

这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的日记已经被数百万人阅读，但它并不能向我们展示这份文本更多的文学价值。我认为这本日记以及安妮写下的一些关于她的躲藏生活的草稿的力量，都在于她并非圣人这一事实。她也不是烈士。首先，她并不想牺牲自己；她想活下去。而且，她所遭受的苦难，以及那些与她同命运的人的苦难，并无特殊意义。大屠杀的受害者并非为某种事业而死；他们丧生是因为那个执行种族灭绝的政权决定他们无权活下去。

安妮·法兰克，1940年。
作为写作者的安妮的尖锐目光也揭穿了那个粉饰是非的神话：共同的痛苦使人们更加善良。与安妮同时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普里莫·莱维写道，最卑劣的人往往能幸存下来，“自私者、暴力者、麻木不仁者”，而“最好的人都死了”。安妮并未描述集中营内的生活。她的日记中的世界是另一种不同类型的监狱，在一些勇敢的人的帮助下，那里的囚犯仍然可以获得足够的食物，仍然可以洗漱、有干净的衣服穿、能够读书，能够坚持一定程度的文明尊严。
但那里仍然是一个监狱，里面的人生活在持续的恐怖之中，而且不知道他们的刑期会在何时或如何结束。安妮不得不与一个脾气暴躁的中年牙医共用她狭小的卧室，她以前从未见过此人，她称呼这个人叫杜塞尔（意为“傻人”）。在奥托·法兰克的果酱公司仓库和办公室的秘密“附楼”里的居民时常不得不完全沉默地生活几个小时，以免向任何旁人暴露他们的存在。这种被迫的紧密关系，即使在最具善意的人与人之间，也会迅速带来琐事和恶意：食物的分配、利用卫生间的时间、或者使用书桌的时间，都会引发冲突。轻微的调情也会引起嫉妒爆发；重复叙述过太多次的意见或故事也会引人烦恼。这一切都没有逃脱安妮的注意：“附楼中的关系一直在变得越来越糟。我们都不敢在吃饭时张嘴（除了张嘴吃东西），因为无论我们说什么，有人一定会怨恨它，或者以错误的方式来看待。”
安妮在她的日记里描述的，就是萨特的名剧《禁闭》中的那种封闭空间，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巧合。这部剧作诞生于1944年，与安妮写下她的日记恰是同时。他用的语言是“他人即地狱”，而安妮日记的结束语，也不是她对希望的描述，而是：“……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其他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