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玛评《安妮·法兰克日记》︱苦难的果实(6)

正是这种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此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使得这本日记能够带来不同凡响的、甚至有时令人难以忍受的冲击力。让安妮·法兰克成为一个圣人或某种集体认同的象征，就会错过她成就的本质。她死后的悲剧——也是她获得全球声望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恰恰是人们所做的。
荷兰人很早就将她视如己出（现在不那么强调了），因为安妮可以被塑造成一个象征荷兰在战争中无罪的象征，尽管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她是被某个荷兰人出卖了，而且百分之七十五的荷兰犹太人被带走然后被杀害，这个比例高于西欧其他任何地方。没有荷兰人通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实上，自从安妮全家在1933年从德国移民来此之后，她的德国护照被收走，也从未持有荷兰护照，尽管她“在战争后的第一个愿望是成为荷兰公民。我爱荷兰人。我爱这个国家，我喜欢这种语言，我想在这里工作”。

人们在排队进入阿姆斯特丹的安妮·法兰克博物馆
美国人以另一种方式对安妮声称主权，通过话剧和电影将她变成了一个活泼的美国少女。当话剧在百老汇上演时，一位被深深打动的美国女学生向制作人写信说这部戏“让我们所有人对我们生活在美国这个自由之地深感幸运”。她不知道的是，奥托·法兰克曾经绝望地尝试申请能够拯救生命的签证，想让他的家人逃到美国，但都被拒绝了。显然，即使是朝鲜人在不久前也找到了某种方法利用安妮·法兰克，他们将《安妮的日记》分发给学童，指导他们将乔治·W.布什总统视为希特勒，而将朝鲜视为他的种族灭绝受害者。
但是对安妮·弗兰克灵魂最激烈的争斗来自美国犹太人，从1950年代就开始了。那部话剧的作者，连同奥托·法兰克一起，被指刻意抹去了安妮故事中的犹太特性。最猛烈的抨击来自于小说家迈耶·莱文（Meyer Levin），他撰写的改编剧本被拒绝，并且他认为安妮的故事不应该由一个非犹太人来讲述。与她本人相比，她被塑造得不那么犹太化，犹太人经历的独特性更被淡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