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亲密关系的爱与痛：如何让私域更加安全(13)

固然，手机在建构关系性自我、编织在场和不在场的互动网络之中亦起着前所未有的作用，但从本质上来看，它的此种功用绝对是弊大于利。
或许是为了形成主题上的承接，同一文集中，紧随格根之后还收录了鲁尔（James B. Rule）的立场极为接近的论文，进一步深化了对数字亲密的批判性反思。首先，鲁尔借用埃吕勒（Jacques Ellul）的理论，从技术哲学的角度补充阐释了“内生”与“外入”的基本区分。他指出，传统技术与人的关系最终是积极的、正向的，亦即技术最终满足的是人的需求，实现的是人的欲望。虽然在这个过程之中，它们也往往会激发出人身上的新欲望，但新欲望仍然是基于人自身所既有、固有的力量。但晚近兴起的数字技术和媒介则正相反，它们对人的欲望所施加的根本上是转化性、替代性、改造性的影响和作用。不妨用一个生动的形象来比拟这新、旧两种技术形态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传统技术面前，人是“提问者”，而技术则致力于回答人所提出的各种难题。但如今，数字技术却摇身一变而成了“提问者”，而且还环环相扣地不断向人抛出无穷无尽的有待回答的难题。
在技术面前，人如今蜕变成一个殚精竭虑、死命追赶的“回答者”。他根本无从理解问题的意义，甚至都无从把握问题背后的演进逻辑，但在数字技术的规范化作用之下，却“反射性”地将所有这些承担为自己的问题，自己真正关切的问题。这亦是整部文集的标题“永久联系”深刻又尖锐的含义：人被绑定于技术的永久联系（contact）之中，或许正恰似一种单方面的、不容撕毁的永恒契约（contract），人永远只能屈居为契约的参与者和履行者，而根本无力成为平等的合作者，更遑论对契约本身进行质疑、修正乃至解除。

四、探索第三条进路：数字亲密的“ 潜在（virtual）”之力

我们的本意是想借用格根的关系性自我的理论来为数字亲密关系进行辩护，但结果却适得其反。不无讽刺的是，大力倡导对核心自我进行消解的格根，在对数字亲密进行批判的时候却有意无意地使用了“连贯和中心化的自我”这样很有吉登斯意味的概念。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关系性自我或许仍然是一个值得捍卫或至少值得深思的立场，但其前提显然是需要我们对数字媒介有更为深入细致的考察。单纯从传统媒介和技术的角度对当下进行批判，显然不够。诚如本文开篇所示，更应该深入数字亲密之中，展现其中的错综复杂的力量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