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亲密关系的爱与痛：如何让私域更加安全(11)

浪漫之爱，本就是自治和自弃之间的矛盾合体。
面对这样一个矛盾，本就存在着两种选择，要么是坚持捍卫自治的立场，坚执自我有一个不能完全被外化的内在核心；要么是彻底选择自弃的道路，将自我“合流”进庞大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吉登斯当然意在坚持前一种立场，他虽然不会像笛卡尔那样将自我视为“我思”式的实体，但完整性、连续性和概念性这三个自我认同的基本特征皆鲜明体现出他对自我的中心性、基础性和内在性的偏执。而令人颇为疑惑的是，他用来建构自我认同的关键手段却恰恰是“叙事”这个自我最难掌控的要素。没错，自我反思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持续地吸纳发生在外部世界中的事件，把它们纳入到关涉自我的、正在进行的‘故事’之中”。但问题恰恰在于，自我既然是故事的主角，那么又究竟有何种能力乃至底气将自己始终确立为故事的“作者”？再进一步追问，即便自我真的是作者，那又何以有能力成为合格的、权威的“解释者”呢？
文化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布鲁纳（Jerome Bruner）就明确指出：“事实上，我们自己的生活状态——在我们脑海中被反复修改着的自传草稿——只有通过我们文化系统的说明或解释才能被自己和他人理解。”说得直白一些，你并非你人生自传的作者，至多只能是具有参与性的“修改者”或“编撰者”。更有甚者，你连解释权也无法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你是谁，你的人生到底有何意义，都有待你所置身的社会系统来给出“权威性”的“说明”或“解释”。
既然如此，那我们不妨索性全然放弃自治性自我的迷执，而全身心地拥抱关系性自我的当下和未来。按照格根的提示，这就需要我们首先放弃“核心自我（core self）”这个颇具“误导性”的迷执，将自我化为复数（“我们”），进而将复数的自我化为社会系统和人际网络之中变动不居的“‘我地位’（I positions）”。格根这一番论述固然深刻入理，也足以向吉登斯对合流式自我的批判发起强有力的挑战，但仍然存在一个明显的缺憾，那正是对数字媒介的忽视。遍览他的几部论述关系性自我的代表作，鲜有涉及数字媒介和亲密关系之处。这实在令人不解。在当今的世界，真正主导着自我建构和叙事的难道不恰恰是数字媒介？铺展开无数的复数而多元的自我位置的社交网络难道不恰恰是数字亲密的网络？
如此关注关系性自我的格根当然不会错失这样一个要点。实际上，虽然数字亲密从未成为其论著的主题，但在研究数字媒介和亲密关系的早期重要合集《永久联系》（Perpetual Contact）之中，格根亦贡献了一篇专文，深入探讨了数字网络对自我和人际关系建构的深刻影响。遗憾的是，他所揭示的种种影响主要是负面的、消极的，这或许也间接说明了，他为何不愿在代表作中对数字亲密进行集中处理。这篇论文的标题《不在场之在场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Absent Presence）本身就蕴含深意。“不在场之在场”，这多少是在嘲弄拟剧论所迷执的那种在场与不在场的二元性。从关系性自我的角度看，在场与不在场之间即便仍然展现为外与内、显与隐的关系，但这两极之间却并不存在主与从、中心与边缘的等级关系，也不存在可清晰厘定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