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亲密关系的爱与痛：如何让私域更加安全(10)

但在展开批判之前，不妨让我们先审视一番与吉登斯截然不同的积极肯定的立场，对照之下方能彰显对立双方各自的优点和弱势，而这个对照的核心焦点仍然在自我和主体性。很多对数字媒介和数字亲密持相对乐观立场的学者也大都从此处入手展开辩证与辩护。道理很明显，吉登斯之所以对合流之爱忧心忡忡，正是因为他在其中清醒地看出了自我失去自治的厄运。但也正是在这里，我们也同样可以且理应向他发问：为何自我一定要自治？自我真的能自治吗？为何自我一定要牢牢以自己为中心展开生活的场域，而不能一开始就将自己当成庞大的社会网络之中的一个微小而变动的结点？为何自我一定要心心念念地将自己抓在手中，而不是一开始就抱着一种向世界敞开胸怀的态度，随大大小小的潮流而动，不断地逾越边界，重塑自己？或许，数字亲密中的自我，远非吉登斯所口诛笔伐的那般不堪。
他认为合流的自我是衰退的形式，是否意味着他早已默认、预设了一种“本真的”自我形态？说到底，浪漫之爱不也同样是一种值得质疑乃至批判的意识形态吗？它难道不也只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而诞生的某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吗？
一句话，浪漫之爱的自我或许并不构成对合流之爱的自我的有力批判，正相反，伴随着数字媒介的兴起，我们恰恰应该用另一种全新的自我形态来取而代之。那不妨就用肯尼思·格根（Kenneth J.Gergen）的那个重要概念来概括，即“关系性的自我”。在其近作《社会建构的邀请》第四章之中，他通过对传统的三种自我理论的辨析突显出自我的关系性内涵。虽然格根有些令人意外地全然未提及吉登斯的自我认同的理论，但后者恰好可以在他的理论框架之中被定位于“拟剧论”和“文化心理学”之间。拟剧论的代表人物是戈夫曼，而他显然是吉登斯的重要理论来源。由此，拟剧论的内在症结也同样体现于吉登斯的论述之中：“接受这一观点意味着对他人和自我的深刻怀疑，这是对爱、对感恩或亲情产生的普遍不信任和怀疑。”自我总是要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场域和时空情境中面对他人表演自己，甚至可以说，你表演到什么样的程度，也就将自我实现到什么程度。
这本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无可厚非。但拟剧论挥之不去的迷执恰恰在于，它总是偏执地认定在那一张张变动不居的表演面具之下，还潜藏着一个个所谓真实的自我。于是显现与遮蔽、在场与不在场的二元关系就成为拟剧论的理论预设。正是因此，表演中的自我无论怎样自信和自然，总会落入难以根除的自我怀疑的困境之中：“这真的是我自己吗？”“我怎样才能表演出真实的自我？”“真实的自我到底在哪里？” 我们看到，这恰好也是吉登斯所着力阐释的从浪漫之爱向合流之爱蜕变的隐藏线索。浪漫之爱是不同的自我向着彼此的敞开，是自我向着他人的表达，但即便这种表达如何真实而自然，仍然不可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表达出来的自我和进行表达的自我彼此抵牾乃至对立。自我表达的前提是自治，但自治性自我总会怀疑表达出来的自我是否与真实的自我相一致。由是观之，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并非仅仅是合流式自我的产物，正相反，在浪漫之爱的自治性自我的内部，其实早已深深地撕出自我怀疑这个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