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亲密关系的爱与痛：如何让私域更加安全(3)

换言之，亲密关系早已不是温暖的港湾和安全的堡垒，在各种力量和权力的渗透之下，它已然危若累卵，四面楚歌。如何在权力的操控之下捍卫亲密关系的“纯粹”和自足，如何在社会性的亲密“制度（institute）”之下不断摆脱沦为“顺从主体（compliant subject）”的命运，这些不仅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迫切的政治议题，更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困境和焦虑。
进入数字时代之后，这些焦虑看似有所缓解，却并未真正化解，反倒以种种更为尖锐和敏感的方式刺痛着每个人的肉身与灵魂。是的，今天的手机和互联网让我们越来越轻而易举地找到朋友，建立和发展关系。亲密关系的领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善用社交媒介来安排、拓展，乃至经营品类繁多而又花样翻新的亲密关系，堪称数字化生活的一大鲜明特征。但这些明显的变化乃至变革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促进性的还是破坏性的？我们的朋友圈有了越来越多的朋友，但为何每个人还是那么的孤独？我们每天花上大把的时间来更新状态、点赞和回复，但为何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还是如此的空虚？我们被社交软件和互动媒介越来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但为何每当想要找人倾诉之时，总会陷入举目无亲、四顾无友的窘境甚至绝境之中？以数字化为媒介和纽带的亲密关系，真的让我们找到自我，直面他人了吗？
身陷、深陷于数字网络中的我们，到底是消极被动地顺从主体，还是足以有能力和资格将自己称作积极主动的“人生的主人”？这些追问绝非杞人忧天，因为晚近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数字亲密研究者开始从实证转向批判，质疑数字媒介是否真的能够建立和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本真的（genuine）纽带”，担心它最终所起到的作用几乎只能是负面和消极的，也即一步步蚕食着稳固的关系，破坏着安全的庇护，甚至最终将整个社会推向“去人化（dehumanise）”的境地。
由此，清晰地展现出数字亲密研究的两个鲜明趋向，一正一反，一褒一贬。对此，彼得森（Michael Nebeling Petersen）等学者在重要文集《媒介化亲密》（Mediated Intimacies）中给出了极为准确的概括。从正面来看，数字亲密带来的无疑是进步。肯定数字技术产生的积极的推进和变革作用，理应是分析的起点。如果一上来就对技术持一种偏激的、悲观和批判的立场的话，势必会让理论的话语游离于技术的发展之外，难以深入其细节，进而也难以真正揭示问题，摆脱困境。而说到数字亲密的积极作用，吉登斯在三十年前给出的判断至今仍颇为适用：“亲密关系意味着对个人关系领域的大规模的民主化，其方式完全可同公共领域的民主相提并论。” 提到民主，人们脑海中首先浮现出的自然是“平等”“自由”“开放”这样的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