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汤普森的思想是英国世界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残留？

这篇文章从E.P.汤普森的家庭环境、成长经历出发，讲述了他的历史观念如何形成，以及他关于殖民主义和反殖民运动的复杂、矛盾的立场。
E.P.汤普森的父亲爱德华·约翰·汤普森，曾经是殖民印度的传教士。出于对殖民主义的厌恶，他辞去工作，试图更公正地书写印度的反殖民斗争。爱德华和他结交的英雄友人（尼赫鲁、甘地、劳伦斯等）都曾真切地为反殖民斗争奋斗过，但这个精英阶层也难以避免拜伦式的英雄主义史观。爱德华认为英雄会不断涌现，为自己国家的罪恶行径赎罪，凭着崇高的姿态推动历史的演进。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E.P.汤普森既承袭了父亲对帝国主义国家的警惕，也对父亲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家长式作风和妥协的态度深感不满。第二次世界大战加深了E.P.汤普森等历史学家对进步史观的怀疑。然而不同于那些宣称历史没有方向和意义的史学家，E.P.汤普森认为有必要坚持某些乌托邦的立场，借此批判、挽救过去和现在的罪恶。这种态度也深受循道宗和拜伦主义的影响。E.P.汤普森和父亲一样，“都把他们对英雄行为的潜力的残留信念，用于质疑那个给他们提供了这种信念的帝国式伟人历史想象”。
和其他一些反殖民主义者不同的是，汤普森反对把整个西方与第三世界对立起来、认为西方价值已经无可救药的观点。他相信各国人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并试图从英国工人阶级那里总结出一套另类的英国传统。他在去殖民化运动的背景下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似乎把英国与国际社会分隔开了。他不放弃地挖掘英国的激进传统，既是出于对本国“异议传统的革命遗产”的忠实，也透露出一种民族主义残留，以及对“普遍历史”观念的坚持。汤普森把英国18世纪的工人运动看做世界工人运动的先兆，并希望英国能在全世界的解放斗争中发挥引领作用。然而产生了英国无产阶级的工业革命，却建立在印度本土工业被摧毁的基础上。使英国成为革命“范例”的历史进程，也把世界其他地区引向截然不同的方向。
英雄主义的残余和反帝国主义的人道主义立场，在E.P.汤普森的思想中形成一种张力。前者限制了他的历史书写的全面性，而后者，在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重新抬头的今天，值得我们的更多关注。
本文原载于Aeon，作者Priya Satia是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她最新著作是：《时间的怪物：历史，良心和大英帝国》（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