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汤普森的思想是英国世界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残留？(3)

毋宁说，这是一座僵化为智识现实的幻景。重新发现汤普森时代的左翼内部赌注高昂的全球论争，可以揭示出他对英国的专注背后的世界主义关切、这些关切带来的短期文化回报，以及长期的政治和规训成本。
英国人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于1924年在英国出生，这并非如我们设想的那样不可避免，而是偶然的，几年前在他哥哥在印度出生。他的故事是一个世界主义性的英国人发现一个地方性的、工人阶级的英格兰的故事，也让人想起上一代人，出生在印度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英国工人阶级那里寻找对英属印度的“邪恶专制”的救赎的经历。和奥威尔一样，E.P.汤普森的父亲爱德华·约翰·汤普森（Edward John Thompson），一位在印度的循道宗传教士和文学学者，也出于厌恶辞去了殖民地的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了他对承袭自父母的生活方式的信念。作为入侵伊拉克的英军的牧师，他因在战火中照顾受伤的士兵获得了军功十字勋章，但是当英国开始殖民这个地区，违背了战时提出的把该地区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承诺时，爱德华·
约翰的幻想破灭了。从那时起，他决心“明确无疑地与反叛者站在一起”，因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在耶路撒冷休假期间，他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狄奥多西娅·杰瑟普（Theodosia Jessup），她是贝鲁特著名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的女儿。
和许多退伍老兵一样，爱德华·约翰写了一些关于战时经历的诗歌和回忆录。但1920年后，他和西奥多西娅回到印度（他们的儿子弗兰克在这里出生）后，他的写作有了新的转变。爱德华与反殖民主义诗人泰戈尔重建了友谊，爱德华最初与泰戈尔命定般地相遇，是在1913年在泰戈尔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当晚。他的朋友圈子开始增添日益兴盛的反殖民运动的其他领导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圣雄甘地和诗人穆罕默德·伊克巴勒（Muhammad Iqbal）。1919年的战争和阿姆利则大屠杀（Amritsar massacre）打消了这些思想家对于历史是进步的、帝国在服务于历史进步的残留的信念。爱德华最终在1923年辞去传教职责，搬到了英国，决心为印度的事业挥笔。他的印度朋友——带着纺车的甘地——会去那里拜访他。
第二年，E.P.汤普森在牛津出生，他的父母是那里的反殖民的先驱。同一年，爱德华创作了一部戏剧《赎罪》（Atonement，1924年），讲述了一位英国主人公停止对印度人施暴，选择自我牺牲的故事。最后，他又转向历史，在《勋章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the Medal，1925）一书中，他对1857年的印度叛乱做出了修正主义的描述。他的论述建立在这样的家长主义前提上：“印度人不是历史学家，他们也很少表现出任何批判能力”，但他也向泰戈尔透露说，这本书是“一个英国个体的赎罪之举”。这本书质疑了长期以来把印度叛乱视为对全然仁慈的英国人的恶毒袭击的虚假观念，这些虚假观念有力地把英国采取严厉报复、延续殖民统治合法化了。爱德华却把这次叛乱描述为一场真正的、可理解的政治抗议的体现。《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称赞它揭露了叛乱背后的“恐怖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