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汤普森的思想是英国世界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残留？(4)

E.P.汤普森爱德华的历史介入是由他本人作为历史参与者的责任感促成的，这种责任感又是在他的智识关系网里培养起来的。除了他的印度朋友以外，他的写作也伴随着英国的一批英雄式的同代人。他的邻居，另一位战争老兵，诗人兼古典主义者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读过他的书的手稿。格雷夫斯是著名的阿拉伯起义英雄——或许是战争中涌现的唯一一个行动的英雄——劳伦斯（T.E.Lawrence）的密友兼传记作者，格雷夫斯等人把劳伦斯与1824年为希腊自由而战（并死于败血症）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相提并论。爱德华也开始结识劳伦斯。在这一背景下，爱德华培养起了对拜伦式作风的迷恋——一个诗人英雄，为了他所爱的受奴役民族的名义牺牲，为英国赎罪。1936年在加尔各答，他在一封写给弗兰克的信中提到了自己的战时英雄主义，他讲到有些人“被某种赋予他们使命感、使他们无所畏惧的东西擒住了”。
他讲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英雄涌现，为他们的国家的背信弃义赎罪；他回忆起拜伦为希腊事业而死，思考道：“如今还能有一个个体凭一种姿态实现任何重要的事吗？”他对帝国在印度的历史的重写，体现了他拜伦式的姿态。
战后积极的大众民主文化也强化了这种观念，即认为公民必须积极限制国家权力，以确保它符合他们的意愿。劳伦斯是一位英雄，但也是战后秘密国家的典型代表。如果大众民主对公开性的不懈要求，反而使官方采取进一步的保密措施，那么爱德华则将历史学家看做活跃公民的原型，他在《印度王子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Indian Princes，1943）一书中写道：“现在……历史学家不能只是历史学家”。在一系列关于伊拉克和印度的作品中，他把矛头指向他的政府的残暴以及用于掩盖残暴的秘密和宣传，这塑造了一种对历史学家“讲真话揭发国家”的技艺的热情信念。这位前传教士运用“赎罪”这个宗教词汇，既承认也清偿了历史早先作为帝国的话语同盟的作用。他在1943年观察到：“我们对印度历史的书写可能比我们做过的任何其他事情都更令人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