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汤普森的思想是英国世界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残留？(6)

英国社会主义中的这种拜伦式位置，也是汤普森对一种智识性的失望的回应，这种失望可以追溯至奥威尔的文章“鲸鱼中”（Inside the Whale，1940），这篇文章宣扬了一种面对全面暴力时不合作的寂静主义（quietism）。“我们必须从鲸鱼里出来，”汤普森在1978年恳切地说道。
他的拜伦主义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所说，他宣布他的目标是把历史的失败者“从后代人巨大屈尊下拯救出来”。这在推动他的历史工作的当代政治目标中也有所体现。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也在工人教育协会的历史部教书，他领导了广受欢迎的核裁军运动（CND），在英国建立了“新左翼”。世界大战以及它的结局，日本原子弹爆炸，加深了E.P.汤普森对进步叙事（这种叙事把殖民主义正当化了）的固有怀疑。“我们判断的唯一标准不应该是一个人的行为在以后的演化中是否合理，”他的书告诫我们，“毕竟，我们自己并不处在社会演化的终点。”关键是，他希望过去的“失败事业”能够带来“对我们尚未治愈的社会罪恶的洞察”。汤普森对“失败事业”的敏感让人想起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1940年去世前夕的坚持的观点，即“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一切事情对历史来说都不应被视为失败”，本雅明也希望“被救赎的人类”能够经历“它自身的过去的完整性”。
1931年，虔诚的循道宗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同样驳斥了“辉格党的历史解释”的基本思想——即认为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对过去的人做道德判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特菲尔德强调说，历史唯一可能的意义在于“每个人格中出于平凡的目标而被视为自身的目的的事物”。德国历史学家莱因哈特·科塞莱克（Reinhart Koselleck）也对传承下来的历史哲学做出诊断，这种历史哲学鼓励了（正如斯特凡-路德维希·奥夫曼[Stefan-Ludwig Hoffmann]所写的）“从救赎性的未来的角度看待现在和过去”的习惯；他认为历史既没有方向也没有意义。但汤普森坚持认为，历史提供了对“罪恶”的洞见，这些罪恶在未来可以被治愈，“社会演化”也有“目标”。对他来说，重拾乌托邦的观念——一些与其说是失败了，不如说本质上就是无法实现的事业——对现实政治来说是必要的，正如历史学家琼·斯科特（Joan Scott）解释的那样，乌托邦观念允许“从一些深刻的道德承诺的角度对当下进行批判性评估”，并释放“对特定的某种未来的想象性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