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汤普森的思想是英国世界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残留？(7)

汤普森在以自身为目的的失败事业中翻找，试图挽救失败之物，同时也更务实地恢复那些在他的时代有可能进一步发展的观念。
具体来说，汤普森希望18世纪激进工人的创造性观念可以在英国共产党乏味的守旧主义——即主张决定论的历史观——之外，提供一种不同的替代方案。1956年苏联对匈牙利起义的残酷镇压，似乎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想象已被劫持，并服务于威权主义。此外，英国政府对汤普森的兄弟之死的明显纵容似乎也证实了这样一点：即便它正在海外开展去殖民化，它的举动也依然专横：“内部招募、交叉委派（cross-postings）以及意识形态和经验的交换”意味着，用于安抚海外民众、监控颠覆分子的办法，现在已经被用于规训国内的失业者、妇女和民众。激进人士威廉·克伯特（William Cobbett）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隐约注意到一个庞大的腐败体系，他称其为“东西（the Thing）”。汤普森在1963年写这本书时也关注着冷战状态，1965年他把这种状态称为“这种新东西”：
军事工业和国家的“新的、截然不同的掠夺性复合体”。和他父亲一样，他对自己作为历史学家、真理讲述者的角色的感知，是通过对帝国的残暴的觉察形塑的——这一次是国内的残暴。因此，尽管他的作品聚焦于国内事务，也依然是反殖民主义的。他着眼于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以引领英国人走出“秘密国家”的帝国黑暗，盼望着“新左翼”或许能恢复更民主的革命机构的形式。
他童年时期在反殖民主义诗人和他父辈的战争诗人中间留下的印记，明显地体现在他对自己的职责的浪漫主义认识中，也体现在他对诗歌之于解放政治的作用的坚持上。E.P.汤普森和他的父亲都把他们对英雄行为的潜力的残留信念，用于质疑那个给他们提供了这种信念的帝国式伟人的历史想象。这样，他们就促进了一种（结合了诗意愿景的）对新历史和历史创造的想象。
这便是汤普森重建英国社会史的世界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根基。但是去殖民化的语境把他们从人们的视野中抹去了。20世纪50年代，体现英帝国权力的决定性终结的种种迹象不断积累，最终导致了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就像苏联遏止匈牙利革命的时候）：入侵埃及行动的流产暴露了英国对美国的从属地位，这使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政府倒台，也粉碎了那些相信去殖民化进程或许不会让英国与前殖民地的关系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希望。尽管处在富裕的十年间，关于“衰落”的讨论却愈演愈烈。尽管处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帕尔默·汤普森有国际主义经历和他早期的写作经历、有着这样一段家族史，《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却几乎没有论及比法国更远的地方——尽管它所讨论的激进分子也并非与英国在海外的活动无关。